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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勇气,是带着刺活下去

作者:刘婷   发布时间:2014年03月27日  来源:北京晨报  

张翎   1957年出生,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市, 在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任听力康复师(clinical audiologist)。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邮购新娘》等,中短篇小说集《盲约》、《雁过藻溪》等。近期出版的《张翎小说精选》,共6册。

谈生活

生活不是简单对错

北京晨报:您的小说中,展现了一种女性在生育及生命中的坚忍,但是在当下,一些新时代女性抗拒这个传统,抗拒生育这点您怎么看?

张翎: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进步是多元,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选择,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对别人的选择做出判断,但是只要对自己负上责任就好。

北京晨报:那么抗拒生孩子是不是错误的?比如您其实写道在乱世中,女性靠着这些坚忍活下去,有没有一种价值上的判断?

张翎:我比较不愿意使用正确、不正确这样的词,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灰色地带里,时代越进步,灰色地带就越宽广。彼此的判断就显得不那么严厉,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选择,背后应该有他生命的意义,我们没有活过这个人的一生,不能替代他思考他生命的选择和意义,对你所选择的生活负责就好。那些现在的新女性,其实有的还不如民国时的女性开放,比如林徽因那个年代。

生命需要怀有希望

北京晨报:写《余震》的时候,有种感觉,您不愿意放弃对疼痛的探求,不愿意接受肤浅的安慰,但在这里,您说到乱世中的希望,这里究竟是什么呢?

张翎:是孩子,生命的延续。男人会为一个理想,为一个所爱的人,可以悲壮地献身,女人会为爱的这件事情卑贱地活着,这就是很大的不同,在乱世里死了是最容易的事情,可是活着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些女人就是怀着一个小小的希望,真的是非常卑贱的希望,非常小的希望,她就是想我的孩子将来等她们长大的时候,她们生孩子的时候能够在一个太平世界里面,能够在很正常的环境里面生下孩子,因为我书里面的三代女人都不是在正常的医院里面,正常的环境里面生孩子,那么她对将来的希望真的是那么微小,卑贱的希望,使她们能够活下去,可是很遗憾,她们这种卑贱的愿望到时候也是没有能够实现。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乱世在里头,那每一个乱世里边不管天塌地陷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总有孩子是不顾一切也要出生的,所以女人这些卑贱的愿望也没有实现,总不能落到实处。

我想如果我们都是靠着对于苦难经历的回忆活着,我们可能早就死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希望才能使这些女人能够卑贱地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会死于经历,但是我们会活于希望。女人没有资格死,孩子要靠着她。听上去不那么崇高的希望,不是希望国家、世界什么。男性的力量表现在呐喊,女人的反抗的方式是隐忍。

生存勇敢面对问题

北京晨报:《余震》里面,主人公带着疼痛继续活下去,有一种无奈,一种人生感慨在里面,这里也是,那些女性经过了艰难的乱世,甚至孤独的生产过程,各种人生之痛,那她们活下去,虽然说带着希望,但是不是也有无奈的地方?

张翎:我觉得对痛苦的最好的方式,是怎样学会和痛苦共存。比如你身上扎了一根刺,但你就是拔不出来,不是每根刺都能拔出来的,那你的余生就是学会怎样跟这根刺共存,这也是需要力量的。我想写的是,我带着这根刺,还活得下去,不是有这根刺我就要一头撞死,而是有这根刺我还得活。这个我认为是力量。无论新时代女性,旧时代女性,这个价值我觉得挺普世的。因为这个世界,刺是不可能没有的,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特殊的刺,我们常常会说,如何对付,把这个刺拔出来,解决问题,但有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还是要面对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勇气就是,我们还得活下去,余生就是要带着这根刺,但还是得活下去,这是件挺难的事情。

谈写作

人物要有历史背景

北京晨报:那么历史背景在您的小说中是什么作用?

张翎:从我自己来说,我总觉得我叙述的故事是树枝和树叶,要用树来形容一部小说,如果我不涉及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的话,我总觉得树是没有根的,纯粹是个人的审美偏好,我总觉得一棵树没有根我很难写小说。比如说这部《阵痛》,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写三个女人生孩子的故事,我觉得命运是一条线,它是绑在这些女人身上的,就是说女人挣扎来挣扎去都跑不过这根线的,如果我只是单纯写女人,而不写控制女人的这根线,总觉得立不起来,所以我总会在小说里边牵扯到控制个人举止的这种背后宿命的力量,其实也就是你说的历史背景,我觉得我的担当在这个方面。可能每个作家不一样,我觉得我不能单单写一棵树,我必须从树的叶子开始写到枝、干,这是个人审美偏好。

灵感有关家族故事

北京晨报:作为旅居在海外的作家,您写小说很多时候是要去国内外各地采风的,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翎:这本书写到我的故乡,也写到巴黎,因此去了故乡也去了巴黎采风。这本书写了大概14个月,但采风并不是要找具体的人,而是比如要对巴黎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并且对书中涉及的一些接生的技术性细节要有所了解。我在小说创作手记中写道这本书的灵感是怎么来的,与家族的故事有关系,但这里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只是一些坚强、勇敢,母亲家族一些女性的素质,多多少少会在我的小说中有一些很深的痕迹。

写作为了回到故土

北京晨报:您现在每年在国内的时间大概多长?

张翎:长的时候几个月,短的时间就几天。我看见一些作家讲述他们离故乡很远的时候他们书写的东西,最终还是故土,在故土写故土相对于离开故土写故土的作家,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话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说过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大概的意思是: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这句话对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离去和流浪是离开故土,回家的一种方式他是指写作,就是说人回家的路途有很多种。对于我,印象中的温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是童年的记忆,现在我们看到摩天大楼,柏油马路,车水马龙,但这已经不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故乡了,那么我怎么回到童年记忆中的故乡,我就是只能靠我的写作。时代的发展对故土的侵蚀速度是很快的,我作为作家是有一个保存记忆和故土的担当在里头,我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写作,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够改变的东西,一旦我的故乡作为我个人的主观印象固定在我小说里的时候,它已经不太可能被工业化的进程来侵蚀了,我个人除了对历史的担当之外,我觉得保存记忆也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担当。

出书不为得到什么

北京晨报:其实现在我们对于生活在海外的作家的写作,有了一个关注群体,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不同,其中一点是文学书写的纯度,对于您这样的写作,您怎么看。

张翎:我还只是埋头写自己的书,只能讲自己。就是很单纯,就是喜欢写书。这种喜欢,就是已经超越为了得到什么,只是生命里面有这样一种热切的渴求,我非得这样写不可。总结为什么,我很难说出来。别人是为什么,我也说不上来。我就是心里有一种东西,要是不写我觉得我会得病,就是这样。

北京晨报:是不是国外环境的相对安静对写作很重要。

张翎:反正我觉得没有人打扰我,起码读书有很多的时间。因为读书确实是需要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晨报记者 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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