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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与其回忆苦难 不如看到希望

作者:毛艳琴   发布时间:2014年03月24日  来源:新华书目报  

张翎,浙江温州人。 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煤炭部规划设计总院任英文翻译。 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于多伦多市。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等。小说曾多次获得重大文学奖项。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执导),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等奖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出版发行。

《阵痛》,张翎著,作家出版社,定价:29.80元

《一个夏天的故事》,张翎著,花城出版社,定价:28.00元《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张翎小说自选集》,张翎著,九州出版社,定价:32.00元《余震(精)》,张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定价:22.00元

□本报记者毛艳琴

继《余震》(冯小刚导演作品《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之后,近日,旅居加拿大的温州女作家张翎推出了其最新长篇力作《阵痛》。《阵痛》描写了从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际遇迥异的母亲,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所经历的、如同宿命般的曲折人生。书中展现了人世的风波险恶,生命的无常无奈,和足以洞穿一切苦难困窘的母性的坚忍不拔。围绕该书的主题,张翎向本报记者介绍了其创作生活。

记者:无论是《余震》,还是《阵痛》,都描写了苦难。你如何看待这一主题?

张翎(以下简称“张”):英国18世纪著名的英雄体诗人亚历山大·蒲柏有句名言对我影响至今。他说:“希望在心头永恒悸动:人类从来不曾,却始终希冀蒙福。”希望是人生的一个动力。如果我们都是靠着对于苦难经历的回忆活着,那我们可能早就死了,但是,就是因为有希望,《阵痛》中的这些女人才能够卑贱、坚强地活下去。这本书与其说是关于苦难经历的,倒不如说它是关于希望的。我们会死于经历,但是我们会活于希望。

记者:《阵痛》中既写了女人之痛,也写了家国之痛。在创作中,你是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

张:我写这本书最初的动机就是想写一个关于生育的故事。那它肯定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乱世。我想,乱世的故事老生常谈,女人的故事也是老生常谈,但是当我把女人生育的故事放在乱世的框架里面,能不能够碰撞出一点新意?后来我就决定写女人的阵痛,由女人的阵痛联想大家很自然地就联想到时代的阵痛、家国的阵痛。

书中的女人尽管身经百难,但是她们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为什么在乱世里男人死得总是比较快、比较多,女人却常常能够活下来?我想,可能是因为男人会为一个理想(或一个他所爱的人)悲壮地献身,女人却会为爱这件事情卑贱地活着。这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乱世里,死是最容易的事情,可是活着却非常难。小说中的女人都怀着一个小的、卑贱的希望,就是我的孩子能够在正常的环境里面生下来。这样一个微小的希望,就可以使她们活下去,可是遗憾的是,她们的这种愿望还是没有能够实现。

记者:你觉得,在小说创作中,作家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张:我们这一代人被历史毫无商量余地地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这个位置说好听一点是承上启下,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夹心面包”。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我们有三重的身份在里头:一重身份是聆听者,一重身份是亲历者,还有一重身份就是倾诉者。

在青少年时代,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在听故事,由此听到了很多关于乱世的故事;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里,也亲历过一些乱世;然后到了生命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就突然发觉自己的阅历跟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一段理性的距离,也许就会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但对我个人来说,尘埃没有落定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当下的生活?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站在山里的时候我是看不见山的,所以我需要从现在到我的叙事中有一个理性的、审美的距离。当我有了一定的经历、有冲动可以开口叙事的时候,我就成了一个倾诉者。《阵痛》这本书是集上述三个角色为一体的。

记者:写作是孤独的事吗?张:作为一个作者来说,我常常觉得写作当然是一个很个人的,很孤独的过程,但是写作本身也不完全是一个人的劳动。创作过程里的第一个环节,是由作家本人孤独完成的,但把一个手稿变成书,让它能够被大家阅读,就要靠出版团队的劳作,不是我一个人的劳作了。让作品变成书,让它走到书店里,走到大家的手里,它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解读,会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就是读者跟评论家的劳作了,作为作家我只能掌控写作的环节。一本书可以在这个流程里很快地枯萎死去,它也可以在这个流程里慢慢地变得更加丰富,变得像花一样绽放,什么样的可能都有,但是我就跟我书里的主人公一样,充满着希望。

记者:母亲和故乡是很多作家的创作灵感和源头,乡土情思在你的作品里有怎样的体现?

张:我想用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一句话来回应你的问题。他说:离开、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写作也是回家的一种方式。现在,我在温州能看到摩天大楼、柏油马路,但这里已经不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故乡了。时代的发展对故土有一种侵蚀,我作为一个作家,有一种保存记忆和故土的担当。一旦故乡作为我个人的主观印象固定在我的小说里,它就不太可能被工业化的进程侵蚀了。

记者:《阵痛》里的女性坚韧、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在当代的女性身上,你比较欣赏哪些个性?

张:英国作家伍尔芙说过,一个女人要成为作家,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有500英镑的年金,二是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并不是在讲钱和房地产,而是强调一个女性心智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我不评判别人,就我自己而言,也比较赞赏这两样品质,这应是当代女性非常重要的特性。

 

名家评论

阎晶明:以小见大耐人寻味

这部小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就我个人而言,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张翎作为一个海外的作家,在她的新作《阵痛》里写了整个中国现代到当代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这种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交融的悲喜剧,是宏大的题材,但它又有一个与切身体验的结合,这一点很有意思。

二是包括张翎在内,很多作家都写过家族史。选取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写家族史很重要。《阵痛》的意义之一,就是通过三个女性的爱情史、婚姻史来展现家国命运。女性身上承载的职责之一,就是生育。张翎用这一点来表达主题,其实是把整个中国大的历史跟一个个人具体的“阵痛”结合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一构思非常耐人寻味。

(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何向阳:将历史与女性结合起来

获得今年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的凯特·布兰切特说过一句话,“以女性为中心叙述的电影,尤其值得女人的关注。”那么我也代表女性评论家说一句,以女性为中心叙事的文学作品尤其值得各位的关注。

《阵痛》的独特之处,一在于它是由女作家写的,二在于它写了四代女性(当然以三代女性为重点)。从女性的历史角度来说,小说对于女性生育和女性角色的强化,做得非常好。

《阵痛》跟一般的编年家族叙事,或历史叙事不同,它完全颠覆了以往从男性角度看历史的做法。而是把历史解构掉,用三代女性的眼光来看历史。不管社会怎么变化,女人都要有她的爱情、婚姻、生育,生命永远在涌动。我们都会承受历史的苦难,但是同样作为历史苦难的承担者,女性还要承担生育的痛苦。历史波澜壮阔,生命同样是一个波澜壮阔的过程。而张翎超越了当前简单的历史叙事或女性叙事,她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然后从中写出了生命的意义,这一点显示了张翎的独特。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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