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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芬:我们都在经历城乡之间的困境

作者:邓玲玲   发布时间:2013年05月13日  来源:新京报  

触动人们想看很重要

新京报:这本书标明是长篇小说,但在《人民文学》连载时放在了非虚构栏目里面,让人很困惑。为什么?

孙惠芬:这个书的封面、封底,都是用了一个非虚构的样子,但其实我个人是不喜欢非虚构给人的这种感觉。可是出版方说面对读者他们有自己的思考。

我觉得,它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不重要,触动人们想看很重要,最后看到了会受感动很重要。我自己写的时候哭了好几场,比如写到基督教堂那儿,写到大学生耿晓云的父母那儿。

新京报:你在研讨会上说写完以后平静,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可能平静?

孙惠芬:不是平静,写完之后我好像被淘洗了,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就像有人大哭一场之后,哭完就平静了

新京报:你采用非虚构和虚构这种方式结合,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有缺陷,比如你每个故事都适可而止,读者不满足。

孙惠芬:一开始是有局限的,因为小说的物质材料建立在心理学访谈这样的架构上,访谈时无法脱离于团体。如果我自己去,一个案子可能两天都讲不完,写到5万-10万字,那就不是十日谈,而是单独的一篇小说了。

研讨会上有评论家说得非常对,贯穿始终的不是故事,而是我的思绪在引导。写作当中遇到的困难非常多,第一个是靠什么来串接故事,它都是散的。其实我是靠形而上的思考一层层往前走往上推来串接故事的。

自杀不过是一个篮子

新京报:你在跟着调查组访谈时是什么样的状态?

孙惠芬:刚开始听到那些故事真的很难受,难受得想呕吐,无法承受。后来一点一点地就进去了。我跟大学生一起,但不能干扰人家的课题。有的故事我特别想知道,就追问一下。但恰恰是不知道的空白,让小说有了伸展的空间。

新京报:你在开篇中写到,这些人的死与名人没什么两样,但小人物自杀通常被人忽视。

孙惠芬:其实你下乡采访就知道,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个女儿妈妈死了,她每天都在想为妈妈写本书,她的妈妈身体不好,为了不牵连腿有病的女儿——自杀时她想选择后门,可又怕女儿夜里吓着,选择前门,又怕过马路太远女儿走不过去。这里面有多么高贵的情感。我不愿意人们说农民无知、麻木,我们知识分子就聪明、敏感。在精神世界里,其实人与人没有什么区别。

新京报:有评论家说,他们是用生命来证明自己的尊严。

孙惠芬:是的。在他们什么武器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拿自己的生命做武器,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换来尊严。采访中,有一个人得了胃癌,吞不下东西,自杀的时候喝不下药,就上吊了。这就是尊严,他不想那样等死。

新京报:沿着你的脉络,书中最后那个大辫子的故事,感觉像一个小说,你是想用这个故事来表达一个升华吗?为什么放在最后一个?

孙惠芬:放在最后一个是我想到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不是从城里回到乡村了嘛。这个小说一直在讲城与乡。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城市一个乡下,人的精神就是一个上面一个下面,一个远方一个近处,一个梦想一个现实。父亲是城里的知识分子,他很少关心女儿,但最后回到乡下了,就是人的精神上的还乡,寻找活着的价值。这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故事,灾难改变了每一个人,改变了很多东西,所以把它放到了最后。

新京报:你曾经说,“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

孙惠芬:农民看到了城市的美好,可是又无法在城市生活。比如第一个故事,婆媳怎么为一泡屎就死了,其实这死里面一定包含他们很多日常的纠缠。婆婆是一个非常能干的,讲究过日子的传统女人,儿子娶了一个特别有现代感、但是无法过乡村日子的女孩。这都是现代文明的冲突,是文明之痛。

现在乡下没有多少女孩了,女孩都走了。如果一个女孩对城市文明有向往,可是她又嫁不到城里去,她必须在乡村结婚,对她的梦想就是摧残。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不同,像她母亲、婆婆那一代人,是安于在乡下的。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比较永恒

新京报:作为一个写作者,你的角度和做研究的贾教授有什么样的不同?

孙惠芬:她想从自杀者的故事当中评估出乡村自杀者心理上遇到什么问题,应该怎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救助,评估出一个方法。通过分析案例,给出一些治疗的办法。我要做的,是探索心灵,探索人性。我是要通过挖掘人的情感世界,去呈现农民的精神现状。

新京报:有一个案例,讲述了爸爸(耿春江)把儿子送到法国留学,欠了十万块钱,虽然是欠自己的哥哥的债,最后承受不了而自杀。看到这里我想起你以前写过的《吉宽的马车》,两个作品中的人物有点类似。

孙惠芬: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我想通过这些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怎么活没有一个定法。我在那里面有一个困惑,其实像耿春江大哥那么活也是正常的——进城追求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当自己要退休时,把这些东西扩散到侄子身上。如果侄子在外面能更好的话,他内心就能得到释放。这也是《秉德女人》小说里写的,人在乡野,在沟谷之间,多么孤独和无助,每一个孤独的个人都在仰望星空,希望有一个精神上的引领。其实他就希望被引领,希望侄子在外面有成就,但他弟弟就是一个懒散的人,闲着才能体会到生活的价值和意味。不一样的人就该尊重不一样的活法,恰恰他的哥哥强制了弟弟,导致了弟弟自杀。

新京报:我觉得这个案例有一点特别,大部分的农民,应该是向往外面的世界,想跳出农村的。

孙惠芬:我在书里也写到,当他的儿子从法国打来电话,他激动得腿都打颤。无论什么样的性格。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并不像1加1等于2那么简单,它非常复杂。农村懒散的人其实很多,他们的人生哲学是天生的。我很欣赏他们。但他们有时候往往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既向往外面,又不想付诸实践。

新京报:你自己怎样看待这部作品的特点?

孙惠芬:它是我不期而遇的作品,让我窥视到人如何自我救赎。

新京报:怎样自我救赎?

孙惠芬:就是自己去寻找力量。《让星月进家》一章里,那个妈妈在死了女儿后就到土地、到田野里干活。只有干活,跟大自然在一起,才能活下去。我从她身上也悟到了,人是需要互相之间的力量,但更需要的是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我有一章是专门写关系的。如果能跟大自然呼应上,哪怕跟一棵树、一个星星月亮,就是选择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永恒的,不太容易被摧毁,你会从中获得力量。

■ 关键词

百草枯

烈性农药。在《生死十日谈》中,喝农药百草枯的案例非常多。5块钱一瓶的百草枯,能杀死100头牛,一小瓶盖,就能使人死亡。只要把药洒到地面,草就全死了,旁边的树、花儿都会受影响。

关系

“关系的死亡是最后的死亡”。孙惠芬在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写“关系”。比如,徐大仙女儿的自杀,不仅是经济穷、心穷,主要还是关系穷,当她发现爱她的爸爸都不能资助两千块钱时,就失去了生的希望。婆媳自杀的案例,也被认为是爱面子、爱关系的本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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