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搜索: 共和国作家文库 迟子建 新概念作文 周国平 尹建莉 活着 可爱的骨头 何建明
盗墓文学开创者天下霸唱:写现实是我的一个心结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刘心武:《续红楼梦》不为个人价值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郜元宝:小说不是全部

作者:   发布时间:2013年04月02日  来源:解放日报  

文学=小说,作家=小说家,差不多成了中国文坛不争的事实。而只知有小说,不知有文学,强迫症似的,一年写出没多少人要看的多部中短篇,隔两三年捧出更没多少人要看的一部长篇乃至超长篇——看到这一文学现象,后人会怎么说呢?曾经给中国文学带来勃勃生机的小说,也会令中国文学误入迷途吗?

中国当代文坛的特异现象

不知具体始于何时,小说占据了中国文坛霸主地位,似乎再也无可摇动。尽管文学史大量证据反复提醒人们,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的重要性不容抹杀,尽管目前“网络文学”许多“类型”早已溢出传统文体(包括小说)范畴,但在近数十年形成的正统文学评价体系中,所有这些比起小说还是逊色许多,有时简直不足齿数。现在讲文学基本就是小说,讲作家基本就是小说家。文学=小说,作家=小说家,差不多成了中国文坛不争的事实。

创作如此,批评亦然。说谁谁是文学评论家或批评家,基本就是说他或她是围着小说与小说家打转的人,个别批评家或许耗费大量时间在小说以外的其他文体上,个别场合人们或许会说谁谁除了批评家(小说批评家)的身份,还是一个诗评家,言下之意,他或她研究和评论小说,已完成文学批评家的分内事情,研究和评论诗歌,则是搂草打兔子,捎带干了点正宗文学批评之外的“余事”,至于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网络类型文学的批评,连这点附带的认可也谈不上,很少听说有谁专门评论戏曲、散文、报告文学、网络文学而成了著名批评家的。批评家=小说批评家,也差不多成了既定事实。

小说和小说批评牢牢占据文学和文学批评核心位置,很可能是仅属于中国当代文坛的特异现象,中外古今文学史和批评史鲜有前例可援。拿世界批评史上和中国现当代文坛缘分最深、最为中国文学爱好者钦羡的俄罗斯三大批评家别、车、杜来说,就都并非仅以小说批评见长。别林斯基始终以整个俄罗斯文学为其生命所寄,文学之外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哲学也无时不在他的思考范围;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批评家主要致力于文艺美学的理论建设;杜勃罗留波夫,翻开他的文集吧,小说、诗歌、戏剧及批评的批评四部分平分秋色。另外在中国现代文坛介绍较多的法国的狄德罗、丹纳、圣伯夫,德国的莱辛,英国的佩特、阿诺德,丹麦的勃兰兑斯,都不限于小说批评。

中国文学史上,小说直到明清才蔚为大国,但仍不足以抗衡传统诗文,“小说评点”更不足以问鼎传统诗文评的霸主地位。 “五四”以后小说更见发达,也只是和诗歌、散文、戏剧四分天下有其一。这是现代文学史常识,不待烦言而解,因此现代文学批评家们的眼界从来不曾局限于小说。 “创作社”首席批评家成仿吾不止评论过鲁迅小说,也评论过新诗和翻译,更挥其如椽大笔从事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的建设。

相比之下,小说批评并非其长项和主要用力之点。多年来,尽管诗歌、散文、喜剧的成绩一直不俗,但超稳定的现实主义文学信念和文学体制赋予了小说形象地总结革命历史、及时地反映社会主义斗争与建设、积极地礼赞国民教育的使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都相信可以通过小说来关心国家大事,小说的读者面和社会政治功能因此远远超过诗歌、散文和戏剧。梁启超半个多世纪前期待的以小说来带动整个社会改革的盛况,至此才算真正实现。而批评给予小说压倒性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由于历史的惯性,即使今天高度普及的电影、电视、互联网早就将文学(包括小说)边缘化,尽管“小说已死”的呼声听过已不下十年,但至少主流文学界,小说和小说批评一超独霸的态势还是不会轻易改观。

但这既然并非“从来如此”,也就不会“永远如此”,小说和小说批评离开文坛中心,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只要有文学,就有小说,小说的魅力谁也不会忽视,但总有一天,不管中国小说如何发达,其霸主地位也会丧失,就像过往每一时代的主要文学形式那样,物极必反,盛极而衰。预测这天何时到来并不重要,但在这天到来之前研究小说和小说批评一超独霸带给中国文学哪些深刻影响,由此获得中国文学的某种自觉,或许更为有益,也更加迫切,因为现在仍处于以小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学史的特殊阶段,我们有后人所没有的切身体验。

小说家诞生,作家消失

小说的式微在于:

第一,叙述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叙事技巧较之过去有长足进步,但叙事能力和叙事伦理并非必然随之进化。今日短篇小说并不必然优于 “三言”、“两拍”和现代优秀作家鲁迅、老舍、沈从文、丁玲、张天翼、吴组缃、张爱玲的短篇,今日长篇小说(尤其和市场密切互动的“小长篇”)也并非必然优于明清两代成于众人之手 (或以一人之力而网罗宏富)的文化汇聚型文本以及现代优秀作家的长篇。叙事方式和技巧固然重要,却并非决定小说优劣高下的唯一因素。

第二,小说家们独沽一味,专注于讲故事,诗歌、散文、戏剧的丰富表现手法在小说中很难有用武之地,久而久之缺乏变化,像唐人小说“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的“文备众体”,像明清长篇的文化汇聚,像茅盾所谓鲁迅短篇“几乎一篇一个样式”的创造力勃发,难得再见。

第三,因为迷信文学的全部奥义在于讲一个或一连串曲折生动的故事,作家应有的开阔视野、精深思想、澎湃激情便容易萎缩,结果在小说中只见讲故事的技巧而很难看到小说家的全人格。 “小说家诞生,作家消失”,这是结构主义“作者已死”的口号极具特色的中国版。第四,因为专注于讲故事,由中国文学多种文体合力拱卫的汉语言文字长河变得越来越狭窄干枯,曾经仿佛是“天地之无尽藏”的中国文学语言被压缩成往往只有一个旋律一种音调的僵硬贫弱的小说语言,汉语言文字的神奇色泽在小说中逐渐归于黯淡。

现代小说的起头并不这样。

话说1917或1918年某日,《新青年》编者钱玄同再次探访东京留学时代老友周树人,劝他不要躲在会馆抄古碑,可以给《新青年》“做点文章”。四年后周树人说:“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从此作家鲁迅的声名盖过本名。鲁迅自称其小说为 “小说模样的文章”,或直接就叫“文章”,并非单单依着钱玄同 “你可以做点文章”的说法而来,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个人的实际考虑。

其一,鲁迅心目中的“文章”(广义的文学)包括小说,但不限于小说。因为在他看来,小说仅属文学一科,文章(文学)大于小说,可以用文章涵盖小说,不能反过来用小说涵盖文章,所以他称《呐喊》、《彷徨》是“文章”,仅具“小说模样”而已。 “小说模样的文章”自然不会脱离中国悠久的文脉而自成一个系统。

第二,鲁迅集中写小说只有1918-1922和1924-1925几个年头,拢共写了二十来篇。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 《热风》、《坟》、《华盖集》三本杂文集和散文诗集《野草》的绝大部分(还不算《中国小说史略》),篇幅是《呐喊》、《彷徨》两倍有余。这以后的文学生涯(1925-1936)更将主要精力用于十四本杂文集的创作,篇幅是同一时期陆续完成的八篇“故事新编”的数十倍,而他一生的文学翻译又恰好等于包括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学创作的总量。小说在文学家鲁迅心目中的地位究竟如何,不是很清楚了吗?

三,鲁迅的“小说模样的文章”夹带着许多文章做法,甚至就以文章为骨骼、为经脉、为气息、为底子,《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小说气味最浓厚的几篇也不例外。 《阿Q正传》第一章和《理水》部分章节模仿了标准的“述学之语”,操此“述学之语”的文章家形象盖过小说家形象。读鲁迅小说,就像读历代相传的优秀散文作品,你不会简单地顺着情节看下去,在体味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的同时,你也会被文章特有的语言的细节之美所感动,读完之后,故事情节也许渐渐模糊,但作者的语言气息将长留在记忆里。鲁迅许多小说都是杂文中某个国民性批判课题的延续,如《祝福》中农人之迷信与 《破恶声论》“破迷信”一节,《阿Q正传》的祖宗炫耀与《摩罗诗力说》描写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的“中落之胄”,《示众》与《〈呐喊〉自序》深恶痛绝的看客心理,历史小说《采薇》中那个偶尔露峥嵘的流言家阿金还会成为杂文 《阿金》的主角。某些小说直接就有文章变体,如《端午节》之与《华盖集续编·〈记“发薪”〉》。鲁迅多次告诉冯雪峰,他的小说其实也是当杂文写的,晚年构思一部反映几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打算囊括所有文体,让作者在其中 “自由说话”。这种小说不仅富含文章质素,也会自然地完全过渡为文章。

进化中也伴随着退化

既如此,当时为何要写小说? 1933年一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交代得很清楚: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来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 ”

一旦条件许可,他果然丢开小说,又以翻译和论文(后来发展为“杂文”)为主了。这是鲁迅对文学的真实理解,也与《鲁迅全集》的文体分布高度吻合。

当然鲁迅也说过,其 “创作的短篇小说”改变了《新青年》“创作并不怎样著重”的“议论的刊物”的形象,“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为小说争取了无上荣光,但恰恰又是同一个鲁迅很快毫不顾惜地放弃小说,并讥笑那些批评他不做小说而专做杂文的人只知美国《文学概论》而不知中国文学实际,不知小说在中国也曾像杂文一样被拒于文艺殿堂之外,而杂文倒是“古已有之”。既如此,尊小说贬杂文,不是少见多怪,缺乏文学史常识,就是因为看到“五四”以后小说流行,便势利眼地只要小说而不要杂文,甚至忘记了眼前挨他们批评的专写杂文的这一位,正是给他们所要独尊的小说带来无上荣光的人。

鲁迅不写小说之后,小说的荣光犹如彗星的尾巴突然暴长,超过彗星本体,也盖过其他文学门类。但小说之于鲁迅始终并非文学的全部,小说之于中国文学也并非从来就 (或永远要)占据中心地位的超文体。后人翻开文学史,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曾写出先秦散文、《诗经》、《楚辞》、汉赋与《史记》、《汉书》以下大量历史著作,曾经创造了六朝骈文、民歌和唐诗、宋词、八大家散文、元杂剧、明清小说,“五四”以后奉献过大量精彩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与报告文学,接着他们又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大多数作家突然仅以小说家现身,其中佼佼者固能遥接明清两代白话小说余绪,近承鲁迅“五四”时期为“小说模样的文章”争取的荣光,但更多一开始就钻进小说不肯出来,在小说的惯性轨道上狂奔,在小说的狭的笼里自傲自恋,只知有小说,不知有文学,强迫症似的,一年写出没多少人要看的多部中短篇,隔两三年捧出更没多少人要看的一部长篇乃至超长篇。看到这一文学史现象,后人会怎么说呢?我想他们或许要说:

哎,真是进化中也伴随着退化,就像诗词的末路会成为陈词滥调的哼哼唧唧,骈散的高峰会跌到八股时文的低谷,曾经给中国文学带来勃勃生机的小说也会令中国文学误入迷途,曾经为中国文学带来无上荣光的小说也会令中国文学羞愧难当。多少才俊,何苦拥挤在小说这一条道上!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相关文章
模板/data/apps/tomcat6/webapps/wwwroot_release/haozuojia/template/footer2.template.html不能正确编译:第1行不是<z:config>标签:/data/apps/tomcat6/webapps/wwwroot_release/haozuojia/template/footer2.templat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