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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善和爱最有力量

作者:伍广明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16日  来源:温州日报  
4月26日,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醒龙在温州市图书馆举办讲座,和读者交流文学、生活方面的感想和经验,并接受了温州日报记者的采访。

1998年,刘醒龙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11年,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此外,他还著有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政治课》、《弥天》,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已出版《刘醒龙文集》、《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刘醒龙卷》等多卷本小说集。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长篇小说《爱到永远》被改编成大型舞台剧《山水谣》。有多部小说在英语、法语、日语和韩语地区翻译出版。

李艺

寻常乡土生活中,

有着一朵朵善与爱的灵魂

4月26日这天,刘醒龙还是第一次来温州。

但是他告诉我们:“在我很小的时候,温州、温州人就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记忆当中。并不是因为温州人能四处做生意,而是因为温州人的辛勤、刻苦、不畏艰险。”

刘醒龙小时候是在大别山区的阴山县长大的,那个地方的山不算太大,却很崎岖。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当地山区搞公路建设,在一些险要的路段,比如说在半山腰上修路时,就需要给人系上绳索,然后把人从山顶垂下来往山体上打炮眼,以便用炸药把山体给炸掉。

“但凡这些事情都是温州人来做的。我在2002年写过一篇文章就谈到这段童年经历,谈到湖北人的性格的时候,我谈到湖北人其实在很多时候、在很多方面、包括和温州人比较起来还是非常不足的。这是个题外话,也是我对温州的一些见解。我理解的温州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美德!”

如同从开山辟路的温州人身上看到美德一样,刘醒龙善于从各种普通人群中寻找人性的闪光点,这个特质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可见端倪,也成就了他独特的风格——《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深刻表现了近代大别山山区民间民众的生活状态,被称为湖北省最早的先锋小说代表作。

中篇小说《分享艰难》一方面真实深刻地反映20世纪末社会转型期间的艰难世事和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强烈表现要与人民大众分享艰难的时代情绪和人文关怀。评论界认为,“面对生活的窘困和精神压抑,刘醒龙用小说给读者带来精神的抚慰和希冀,给生活带来暖意和浪漫”,他的作品因此“赢得众多普通公民的信任”。

刘醒龙推举平民中的英雄,他用作品塑造了不少平凡中闪耀伟大光芒的人物形象。如《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甘为百姓免灾除祸的村干部石得宝;《农民作家》中不计较欺骗和利用,归隐清贫朴素生活的孙仲望;《天行者》中一群水平可能不高,却用生命和灵魂坚守启蒙教育、哺育着乡村心灵的底层民办教师……

其中,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堪称一曲现实主义的悲歌。小说通过一群民办教师难以转正的悲剧命运对社会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拷问。刘醒龙谈到,《天行者》聚焦卑微的民办教师群体,不仅是为了促进解决这个行业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表现出来的伟大意义。“如果没有那些乡村老师的哺育和启蒙,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文化沙漠。一个人,一个时代,如果连自己的启蒙者都很漠视,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时代,一定还在蛮荒的边缘徘徊。”

对刘醒龙而言,创作《天行者》,实质上也是人到中年时对命运的一种参悟行为。关于这种参悟,他近期书写的一段文字有着很好的表达:“多年之前,当那些灿烂的理想还是以盛装华服的形态呈现于心底的时候,我从来不晓得庭院静好、岁月无惊才是人间正道。命运的磨难之道往往悠长深远且永无止境,从来没有一个明明白白的指示牌告诉你,走过这些崎岖小路,前面便是康庄大道。世声浩浩如蝉,看似荒谬的事件却又以一种合乎情理的姿态在我们眼前次第发生……那些散落在乡土寻常生活中一个个追求微薄理想却值得仔细审视的人,让我们看到的分明是大地之上飘浮着的一朵朵善与爱的灵魂。”

“只为物质而活着,

人最终会被自己毁灭"

《天行者》被授予茅盾文学奖之后不久,刘醒龙回到爷爷长眠的小山上,为年迈的父亲寻找最后的安身之地。

“在爷爷的坟头前我长跪不起,并用乳名自称,以让老人家认识这个曾经受到百般宠爱的长孙。那时候,我不曾丝毫记起文学。等到我一步一步地离开茅草与水稻,十里百里地朝着城市远去,才发现缭绕在身前身后的全是文学情愫。一个人的生命之根,是感恩的依据,也是其文学情怀的本源。”

的确,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是代代相传的薪火;文学也许不能用来解决问题,但一定要成为人世间的良心。

刘醒龙认为,对诗人和作家来说,天赋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天赋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天职是写作者的灵魂所在。就像现在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面对温家宝所说的“文革”运动有可能重演的危险,写作者不能躲在自己的书斋里,写些残荷败柳、风花雪月,必须让自己的作品融进时代当中。“如果我们只讲天赋,不讲天职;只讲技术,不讲伦理;只讲利益,不讲气节;只讲欲望、不讲灵魂。总有一天,如此种种的短视会转过身来伤害到我们自己。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是有精神境界的,离开了精神境界,只为物质而活着,人最终会被自己所毁灭。”

言谈间,刘醒龙一再强调灵魂之于人的重要。小时候,他从未有过当作家的想法,分析自己之所以后来、现在成了一位作家,刘醒龙说,或许正是因为自己有灵魂自由的渴望。

“人生在世,最渴望的是自由。这也是每个时代的读书人都有一个文学梦的原因之一。对写作者来说,自由首先表现在灵魂上,并且通过灵魂表现在自己的写作中。明白灵魂,有灵魂的存在,会是一种很好的感觉,说明人对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还心存敬畏。”

而纷繁的现实生活中,又如何在一个个复杂的情景里善待灵魂、对生命心存敬畏?

来温州的前几天,刘醒龙看到一个新闻,讲的是某中学一位住读的女生被怀疑偷了同寝室别的同学的12元钱。老师找她谈话并进行搜查,女孩子最后承认她偷了这12块钱。写完检讨书之后,女孩子从高楼的窗户上跳了下去。

紧接着,刘醒龙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法官刚退休,就找牧师去忏悔。说,自己刚刚当法官的时候十分年轻,对法律的了解不全面,也没有办案经验,把一个有罪之人当作无罪当庭释放。牧师就问他,以后还见过这个人没有?法官说,正因为自己内心感到愧疚,因为他刚判完就发现自己是犯了错误,所以这么多年他一直在跟踪这个人。牧师问他,这个人后来怎么样?法官说,他从法庭里出来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娶妻生子。牧师继续问,那他生活怎么样?和大家的关系怎么样?法官说,他生活得很好,他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而且邻居们都夸他是这么多年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好邻居。牧师当即对法官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你的误判,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罪犯,而多了一个好人。

“我十分喜欢这个故事,除了这个故事极具文学性,更重要的在于它有一种心灵的启迪作用。”当年,刘醒龙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受到一番洗礼:“我们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会面对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权力以种种条约和规定作各种借口去粗暴地对待灵魂。如果前面新闻里的老师有一种人文情怀,保护孩子的尊严,给孩子一个恰当的改过机会,我想那个小女孩绝对不会跳楼。实际上人很多时候会犯错误,你可以叫做错误也可以叫做失误,有时候甚至什么都不是,仅仅是一念之差。想想我们成长过程中谁没有做过一两件荒唐的事呢?真的,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某些事情的荒唐或是以种种高尚的名义而无情地惩罚另外一个人,不择手段。”

“我的小说更多表现

对现实的多重质疑“

再回到写作者本身来看,刘醒龙认为,有无灵魂的写作是分辨作者高下之分的根本,当下文化的恶俗化倾向应引起关注和警觉。

“写作者不能模糊、漠视灵魂,不能将灵魂丢在一边,真的只把自己当成码字的。最好的诗与文章是用生命和灵魂写出来的。一个民族的文字必须表现这个民族的灵魂力量。”就个人而言,刘醒龙说:我相信善,我也相信爱,相信善和爱是不可战胜的,是最为有力量的。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在《天行者》的最后结局当中,让深受苦难的民办教师孙四海在村长的选举当中,以三票战胜所谓的“村法”。

刘醒龙讲到一段往事。

上个世纪90年代,他独自一人在长江三峡中行走,一天傍晚来到峡江边的一座古庙里,这所古庙也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所在。这所小学里的一位年仅18岁的教师得知来者是刘醒龙后,十分激动,小伙子连连说,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碰到刘。

小伙子激动的原因在于他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他进校的第一天,校方给所有新生播放的电影就是根据刘醒龙的中篇小说改编的《凤凰琴》,《凤凰琴》讲的也是守望在艰苦山区的乡村教师的故事。几年学业修下来,离开校园的时候,校方再次给学子们播放电影《凤凰琴》。

听了小伙子的讲述之后,刘醒龙说,当时我不断地跟他说,对不起,抱歉,对不起,抱歉。

“离开这个年轻教师、离开这所小学之后,我有点想不通。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小伙子,我为什么说那么多的对不起和抱歉呢?很多年之后当我决定写作《天行者》,当《天行者》里面的故事和故事里的人物一步一步地走近我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其实当我说对不起和抱歉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在对他表达敬意。一个18岁的年轻生命,他完全可以去往城市,享受更美好的阳光、物质,享受更舒适的生活,但是他没有那样选择。

“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呆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曾教会过孩子们一个字。”

在很多场合,刘醒龙都高调宣称他对现实怀抱理想,然而在《天行者》里,在他的很多小说里,刘醒龙却说他更多地是表现对现实的多重质疑。“面对急剧变化的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文明的坚守传播,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比如说,作为知识分子,无论是乡村的,还是城市的,一切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

对话>>>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是以乡村为主要背景的,也获得了多个有分量的奖项,但是近2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是大趋势,乡村空间越来越狭隘,乡土文学是否会随之走到绝境?您接下来的写作重点还会集中在乡村吗?

刘醒龙: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这种感情会自然地出现在我的文学当中,它今后只会变得更强大。

乡村是城市的故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乡。人一旦离乡村远了,心灵反而会离乡土更近。来温州之前,我经过了皖南石台县的一些山村,那里的风景让我感觉如临仙境,也感到内心无比地放松。我曾经想过,城市为什么需要花园、公园呢?因为它们是乡村的缩影。人喜欢到公园走一走,其实是对乡村、自然的一种留恋。

城市化对乡村传统生活方式,传统伦理价值秩序带来冲击,反而给乡土文学带来更多施展的空间。只是我们在开发乡村经济时,尤其要先爱护好那些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它们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记者:说说您的文学师承吧,您从哪些人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

刘醒龙:我从我爷爷身上学到最多。我爷爷是他母亲要饭拉扯大的,后来上过半年私塾,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我现在还能记得他80多岁时、村里一群同样80多岁的人围着他听故事的情景。他也很会对孩子讲故事,《封神榜》、《七侠五义》……最开始这些古典文学的情节都是爷爷讲给我听的,这段经历是我童年的最大快乐,也让我很小时就迷上了阅读。

记者:您有一句读书格言:书是别人的事,读书才是自己的事。能不能介绍下您的阅读经验?

刘醒龙:一直以来,书在丰富着作为人的我和我的生活。但是我们还应当清楚,应当明白,应当记住:在我们的心灵和肉身之外,无论是城市、乡村,学校、家庭,有大量的、无聊的、粗俗的、寡廉鲜耻的、蛊惑人心的,可能使人变得恶毒、野蛮、甚至是堕落的那种印刷品正在泛滥成灾。

去年夏天的一天深夜,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醒龙,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和你们湖北人有关。我说,什么事?他说,我正在苏南地区做一个村庄的阅读调查,发下了几百张问卷,发到每一个家庭。给我打电话的那天傍晚,这些问卷都收上来了,也收齐全了。统计之后他感到非常恐惧,因为这个村庄的阅读是由一本杂志完成的,就是说这个村庄的所有人只读一本由湖北某部门编辑的杂志。我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我也觉得毛骨悚然。假如中华民族,假如中国人,或者假如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大的群体的阅读是这样完成的,我真不知道世人将如何看待我们,或者是世界将如何看待中国。

对一个人来说,如果其日常阅读总是一些粗浅的、低端的文字,很难设想将来他的人生境界会有多高。所以对阅读的不同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一个人的文明标志。

一般人来讲,能够判断哪些书是好书还是坏书就够了。可是,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必须还有一批中坚阶层坚持放下所谓娱乐的心情,去寻找有深刻文明内涵的经典进行阅读。

北京大学的曹文轩教授说过一句让我非常欣赏的话:“文学是有血统的”,经典的文学血统是高贵的,但凡血统高贵的文学作品内涵一定有迹可循,符合普世价值。是否与那些具有高贵文学血统的作品结缘,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的格调品位,关乎日常生活中友善的宽度与深度,以及婚姻、爱情的浪漫与纯洁。

记者:写作时,您是否会发现自己受到正在阅读的书籍的影响?

刘醒龙:不可能。我写作的源泉和别人的书没有关系。比如《天行者》,素材和灵感来自于我在生活中所听到、看到和感悟到的。

记者:现在您在读些什么书?有什么进行当中的写作计划吗?

刘醒龙:我最近在看楚国历史,感慨很多。春秋时代对诗书礼乐重视并礼赞,人们的精神转向某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绝对价值。项羽不肯过江东,虽然他是个失败者,他的气节仍然得到推崇。我的下一部作品和这些思索有关。

记者:您和其他作家、艺术家在一起时,有没有“群体感”?您能描述一下您同当代文学圈的关系吗?

刘醒龙:作为社会人,在一起时有群体感。但是我们在一起很少谈写作,谈到写作,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因为文学关乎内心。至于“文学圈”,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划分圈子,我认为这个名词是想象出来的,也是不存在的。

记者: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

刘醒龙:一切。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喜欢音乐吗?会什么乐器?

刘醒龙:我不会玩乐器,但是喜欢音乐。最喜欢的是萨克斯。中国音乐中,喜欢笛声。年轻时在水库工地做工,夜里突然听到从附近工棚里传来五音不全的笛声,这种声音在寂静的山野里飘荡,当时听到非常震撼。

记者:现在什么时候是您的最佳工作时间?

刘醒龙: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习惯。一年中我大约有100天写作,上午八九点钟开始,晚上11点后必然休息。太太和女儿都知道,我写东西时脾气特别好,不写作我容易发脾气,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出口。

记者:有您特别钦佩的名气不大的中国作家吗?

刘醒龙:(沉吟片刻……笑)你算是给我出了个难题。

记者:除了写小说,您最喜欢做什么?

刘醒龙:和女儿聊天。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我喜欢中国西部。近期打算去甘南草原、阿里走走看看。

记者:作为作家,您有长远的雄心或遗憾吗?

刘醒龙:不敢说雄心,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把眼前的作品写好,把正在写的这段话写好,尽量少些不着边际的想法。说到遗憾,就是年轻时太贪玩了,如果人生重来一遍,我希望自己那时能少玩点,腾出更多时间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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