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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红色爱情”变得“陌生”

作者:颜慧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07日  来源:文艺报  

记者:据我所知,长篇小说《延安爱情》是你文学创作的一个“节点”,之前你并没有涉及过“红色”题材的创作。是什么让你开始对这一领域有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和近乎执著的创作热情?

武歆:你说得对。我从1983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将近30年了,在写作《延安爱情》之前,从来没有触碰过“红色”题材,因为一直怀有敬畏感。总觉得“红色”题材是“宏大叙事”,高大而遥远,因此之前一直热衷于都市“小人物”题材的创作。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红色”题材的看法,或者说热爱上了“红色”题材——这源于一位相识了20年的“延安老革命”。 老人今年90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出身于官宦家庭的他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后来他抛弃家产,中断学业,历尽艰辛,投奔去了延安。在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去看望老人,在聊天中,老人望着窗外,忽然动情而又伤感地对我说,他特别想回到延安看一看,可由于身体原因,再也回不去了。于是,老人给我讲述了当年他在延安的生活、学习,特别讲了他的“延安爱情”。在那个平静的春天的午后,老人眼含泪花,格外动情。关于这个情节,我曾跟许多记者朋友谈过,但今天还想再讲。就是因为这个情节,让我以前一直敬畏的“红色”,忽然来到了我的身边,并且觉得是那样亲近、那样温暖。后来,我翻阅了一千多万字的历史资料,特别是革命者的生活史料。我深陷其中,越发感到“红色”题材的独特魅力,感受到革命者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我也意识到,这是一座丰富的创作宝藏。在创作《延安爱情》的中途,我就有了创作“红色爱情长篇系列”的想法:表现抗战时期所形成的“解放区”、“国统区”、“敌占区”内,知识青年在当时不同生活境遇下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向往,还有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以及内心的真挚情感。我试图在更加接近真实生活的情境下,去表现他们对革命理想和信仰的追求。

记者:将“红色”和“爱情”相结合是一个吸引人的亮点,但是也容易让人落入程式化的想象。你是如何做到让这一题材与当代读者产生共鸣的?

武歆:过去一提到红色的革命爱情,总会使人想到“主义、理想、牺牲、奉献”等高亢嘹亮的字眼,似乎那些革命者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圣徒。我也曾这样认为过。但随着对“红色”题材理解的不断加深,我在写作中有意识地颠覆这样的传统印象,因此在作品中用更多的笔触去表现“革命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和在日常状态下的生活图景”。我试图将“红色爱情”变得“陌生化”,所谓“陌生”,实际上就是想通过“爱情视角”,更加文学性地表现过去的红色生活,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使红色题材的作品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境况。“陌生化”,也是针对以往红色文学作品中的“熟悉”而言。我希望用自己的笔,尽可能地还原过去革命者真实的生活,以及内心真实的世界,让革命者从过去的“天上”回到现在的“人间”,与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爱情,是文学创作的不败主题。革命者也是人,也有与普通人一样的爱情生活。所以只要写出真情实感,写出“那一个”,就会避免落入程式化的俗套中。

记者:除了《延安爱情》,“红色爱情系列”进展如何?

武歆:“红色爱情长篇系列”我准备写作4部:《延安爱情》《北平爱情》《天津爱情》和《重庆爱情》,一共120万字。表现“解放区”的《延安爱情》被列入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已经出版,同名38集电视剧已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和八套播出。表现“敌占区”的《北平爱情》即将出版,同名30集电视剧马上就要开机。同样表现“敌占区”的《天津爱情》已在《中国作家》今年第7期发表,并经过两次修改和增删后,单行本明年初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现正在创作表现“国统区”的《重庆爱情》,初稿很快就能完成,当然还要放置一段时间,再进行修改和整理。

记者:能简要介绍一下这几部“爱情”的情节吗?

武歆:《延安爱情》写了一个封建家庭子弟,为了爱情、为了追随心爱的进步女青年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北平爱情》写了有着不同人生追求的两个男人,因为遭遇爱情,最终人生换位,走向各自的对立阵营;《天津爱情》写了两个年轻的革命者,因为爱情,从轰轰烈烈的事业巅峰,走向了事业的平淡,最终放弃仕途,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更加闪光夺目。《重庆爱情》暂且保密吧,因为正在和出版、影视机构洽谈,要为人家考虑呀。

记者:看来“红色”已经成了你近年来创作的主题或者说“主旋律”。除了这个系列,你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武歆:是的,这几年我一直把重心放在“红色爱情系列”的创作上,尽管写得很辛苦,但也很充实,感觉很有意义。除此之外,我也在进行另一个有关“红色题材”的创作。去年初我在延安“定点深入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感受颇丰,随后又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现正在创作“游记体”长篇小说《陕北红事》,其中部分章节已经写完,并已在《大家》《中国作家》等刊发表。《北京文学》等刊也将陆续发表后面的章节。另外,明年下半年,我准备暂时回归现实题材,到天津的滨海新区去深入生活,创作反映当代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我现在正为这部小说做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

记者:前不久跟随作家调研团去宁夏最贫困的西海固地区,听你谈到了深入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深入生活对你而言是什么?

武歆:小说创作需要叙述技巧、叙事谋略,需要深刻的思想,但也更需要“将书房里的思考与行走相结合”。因为文学隐藏在民间,出其不意的情节与精妙的细节,就在民间生活的皱褶中。通过深入生活得来的经验,比书本上的经验要更加鲜活,更富有人间气息。多多行走在山野间、大山大河间,多面的立体生活会激活书房里的平面思考。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平日除了读书、写作,与外界联系不多,至今没有博客,也没有微博。但我并没有放弃“行走”,放弃任何民间走访的机会。比如为了写作《重庆爱情》,我年初时就自费前往重庆,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得到了许多创作灵感,也得到了重庆文学院、《红岩》杂志的协助和支持。你说到的此次宁夏西海固之行,依旧使我感受很多。尤其是调研团全体成员在红军长征会师地将台堡的祭奠缅怀,让我了解了发生在西海固的一些红色往事,回来时我带了许多关于宁夏的各种资料,极大丰富了我对红色题材的理解。说不准将来我的“红色爱情系列”可能还要继续创作下去,比如可能写一个“淡定的、从容的、安静的、回汉民族感情相连的红色爱情故事”。我把读书比做作家的一只翅膀,那么深入生活对我而言,就是另一只翅膀。只有拥有了双翅,才能避免折戟。(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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