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搜索: 共和国作家文库 尹建莉 何建明 迟子建 新概念作文 周国平 活着 三重门
盗墓文学开创者天下霸唱:写现实是我的一个心结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刘心武:《续红楼梦》不为个人价值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祝勇:写意性真实比写实性真实更重要

作者:祝勇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28日  来源: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作为献礼,我的38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血朝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同时,我编剧的10集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辛亥》也由北京电视台以大投资拍摄,同名非虚构作品也由《中国作家》杂志第8期发表,并由三联书店出版。

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关于“真实”。先放下文学不说,在历史学界,有些人把历史当做一个固体,有确定的形状、容量和体积,而且是一成不变的。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实际上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实证主义者以纯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学。但实际上,正如克罗齐和科林伍德所认为的,历史是一门特殊的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后者是从自然界的外部来研究自然界的,而历史科学则是从人的内部研究人的思想和经验,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学是一门自律的科学,它不受自然科学的支配。罗兰·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和卡尔·贝克尔的《什么是历史事实?》无疑是20世纪历史哲学的两个重要文献。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认为,历史存在于叙述之中,即:“在组织完好的‘流动性的’话语中”。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由于这些事件已不复存在,所以,史学家也就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即:已经消失了的、短暂的事件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

关于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在《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中,我曾经说:“他们所强调的(绝对)真实,首先是不存在的,其次也是无法验证的。时间每分每秒都在改变着现实的局面,对于流逝的事物,我们如何证明它们的本来形态?记忆显然不能依赖。如果我们把记忆比做一个容器,它的四面充满了缺口和裂隙,它盛载的内容随时可以溜走。当我们试图用忠诚来为记忆命名,它却在暗地里背叛我们。”

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博尔赫斯曾经描写过一个具有超级记忆能力的人,他能够准确地复述他见过的每一个水纹,他的记忆能力滴水不漏,以至于他要回忆一天的事情,同样需要一天的时间。《纽约时报》 图书奖有一部获奖小说,名叫《列宁格勒的圣母像》,作者是黛博拉·迪安,小说描写二战时期,俄罗斯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讲解员玛丽娜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为了保护藏品,撤下了博物馆展出的那些价值连城的名画,但她仍然每天带领着参观者,面对墙上那些空旷的画框,做细致的讲解,用记忆和语言还原那些展品,在想象中搭建了一座“记忆宫殿”。可惜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我们也无须苛求每个写作者,有如此精准的现实复制能力。至于历史——如果私人的历史都无处安置,又有一个什么容器能够承载群体的历史?历史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个问题很复杂,估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落到纸页上的历史肯定是主观的。即使掌握着“确凿”的资料,却有更多未知的部分永远被埋藏在时间深处。

历史叙述存在着无穷的可能性,没有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是可以通用的。而小说,表达的更非对历史的通用性的看法,而是对历史的个性的表达,越是个性越好。关于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作过一个精彩的比喻:“卢比孔河是一条小河,我不清楚恺撒的军队渡过这条河用了多少时间,但是,这次渡河肯定伴有许多人的许多动作,许多语言和许多思想。这就是说,许许多多较小的‘事实’组成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如果有一个叫詹姆斯·乔伊斯的人知道并且叙述所有这些事实的话,那么无疑需要有一本794页厚的书来描述恺撒渡卢比孔河这个事实。”那么,如果有一百个乔伊斯呢?就会有一百本794页厚的书来描述恺撒渡卢比孔河这个事实。如果乔伊斯是无穷无尽的呢?那么,恺撒渡卢比孔河这个事实,也会呈现出无穷无尽的面貌。

当然,历史也不是虚无的,它并非漫无边际、杂乱无章,它的波动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的。也就是说,作为叙述的历史,不可能精准到一个点、一条线,它是粗略的,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域范围,就是建立在考据与大家公认的基本“事实”之上,不同叙述版本,都会在这个范围幅度内重叠和交叉。

现在回到文学。以往的历史小说,都是尽可能地还原所谓“事实”的“真实”,即“历史”本来是怎样的,只是用文学的语法,对历史的考订和历史材料的积累进行复述而已,比如光绪在史书里是怎样死的,文学必须在自己的领域里复制一遍,只不过加上文学的修辞而已。这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文学自身的价值,或者像本文最前面所引的那种批评那样,混淆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

我对历史的所有描述都是严肃的,小说中的虚构部分,是出于重构历史的需要,我试图通过它们来建立另一种真实,珍妃的死、光绪的逃跑,都是符合人物的内心逻辑的,是“写意性真实”。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写意性真实”比“写实性真实”更加重要,它会在另一个维度上向历史的真实长驱直入,其原因如卡尔·贝克尔在《什么是历史事实?》中所说:“一个历史事实越简单,越清楚,越明确和越可以证实,那么从其本身来说,对我们用处就越少。”古斯塔夫·勒庞则说:“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写实性真实”很容易把活生生的人沦为历史进程中的棋子或者道具。

当然,正如前面所说,历史并非漫无边际,杂乱无章,它的波动是有一定的区域范围,因此,我所说的文学的想象力,与历史学一样,有一定的幅度和范围,并非完全随意。历史小说与其他类型的小说——比如现实题材小说不同的是,历史学研究会对小说的写作进行限制,而其他许多题材的小说则可以天马行空,即使百分之百的“戏说”,也无可非议。因此,历史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区别,并不仅仅是题材的区别,而有着本质的不同。历史小说的写作有点像侦探推理,要在细节中重建现场,使想象和推理有所依附。历史小说是一门“以假当真”的艺术,越是“假”,就越是“真”,在弥合“假”与“真”的鸿沟时,细节显得格外重要。只有通过细节,在想象和叙述中建立起来的历史才能真正成立。

网友评分:

0人参与  0条评论(查看)  

网友评论
点击刷新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匿名评论      已输入字数: 0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