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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岳南:失去了志气,永远出不了大师

作者: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25日  来源:  

岳南,中国首位在全球有影响的考古纪实文学作家。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作品有《风雪定陵》合著、《万世法门》合著、《秦始皇陵之谜》、《盗墓史》、《寻找“北京人”》以及新作《南渡北归》等。
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问世,再度震动文坛,在网上,它引发了“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与“大师之后还有大师”的激烈争论。

整整170万字,重现了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等大师的生活和命运。他 们生长于中国近代史上多灾多难的年代,他们跋山涉水、穿越千里,从北京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再到济南、长沙、昆明、李庄……他们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最传 奇、最灿烂的一页,但最终却难逃各奔东西、风流云散的命运。

岳南说:“他们肩负着民族责任,与国家、民族同甘苦共命运,他们身上流淌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光芒。”而现在,我们又有多少有这样志向的学者呢?用费孝通的话说,“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 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

写作缘由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晨报:写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书很多,但是把这么多知识分子全部写在一起,您是第一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岳南:我是做考古文学的,自然要研究考古专业,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学术对于考古并不擅长。中国的历史,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很难突破, 要想突破就得去挖掘,就要从黄土地里刨。我们前沿的考古学都是从西方学来的,最先学会并且在中国发扬的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 立之后,像傅斯年等这些人把西方前沿的考古学方法带到中国。从这里开始,我逐渐接触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和事迹,越发掘,对他们就越了解。于是,我就 想写写这些大师们本身的生活和命运。所以说,这个想法是慢慢形成的。

晨报:这本书您写了8年,现在已经出版了一、二部,听说还有第三部,总共将有多少字?

岳南:平均一部五六十万字,总共有将近一百七十万字。

晨报:回顾这8年的工作,您有什么感触?

岳南:我感觉很艰难,特别的艰难。在8年中,我把几乎80%的时间都围绕着这部分工作在转,像采访、收集资料,实地考察等。首先,采访任务非常 艰巨,需要寻找当年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后人。其次,阅读资料更不容易,光是陈寅恪、胡适、傅斯年、李济等4人的文集字数就超过两千万字。这8年实在不容易, 每天心中都像有一个东西在涌动着、牵挂着,使你不敢懈怠。另外还有点儿沉重感,因为我把这个作品看作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了下来。

写作方法

重走当年路,获第一手资料

当时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辗转来到四川南希山李庄镇,他们住在一座山上,要走500级台阶才能到,比当年水泊梁山还要高,山后就是长江。

晨报:您是考古文学作家,也实地走完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当年跋涉的全部路程,同时您也读了大量的资料,您是如何处理第一手资料和史料的呢?

岳南:我的研究和写作,一直用的都是前沿的考古方法,即很重视田野考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为了得到这些资料,首先就是要采访当年的当事人和他 们的后人,当事人仍旧在世的已经不多,比如何兹全先生,他是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的学生,他已101岁了,今年2月15日刚刚去世。此外,就是要采访这些 大师的后人,比如梁思成的儿子、傅斯年的侄子等,听听他们的后人诉说他们的历史。其三,就是史料,对于资料中正史和野史的处理,自然是要拿出考证的功夫和 方式方法,尽管考证的方法很多,看起来没头绪,但由于我写考古题材的时间比较长了,对这个方法还是入门的,因而考证起来并不觉得难。对一时没有把握肯定 的,就老老实实告诉读者“这一段尚待考证”。而有的野史也很有趣,舍弃也很可惜,那我在书中必须告诉读者“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晨报:重走大师当年走过的路,您有什么收获吗?

岳南:我的写作,重证据、重挖掘资料,所谓“空口无凭,有物为证”嘛。所以重新走一遍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历经的路程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如果 你没有身临其境,是感受不到的,更不要说写出来了。比如,从昆明到四川这一段路,要翻过乌蒙大山,当年开车要走7天7夜,路也不是现在这样,很颠簸,山里 还有老虎,一停车老虎就过来了,那些知识分子们打开车灯,敲锣打鼓才能吓跑老虎。台湾的石璋如在他的《石璋如回忆录》中写过这一段历史,我沿着他书中所写 的路去走,在当年他们曾经停下的地方坐下,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老虎了,但是坐在那里,你自然就能感受到当时他们所面临的那种艰难。

写作结构

从《水浒传》中找到了灵感

晨报:您在《南渡北归》中写了四五十位大师、将近两百名知识分子,您是怎么处理书的结构的,怎么协调这么多人物之间的关系的?

岳南:起初也很困难,感觉怎么都不合适,不知道该怎么写。后来,我从《水浒传》中得到了灵感,《水浒传》中有梁山108将,写得就很巧妙,比如 先写林冲怎么受辱、怎么上梁山,再写武松、鲁智深等,他们每人还都连带着几个人一起上梁山,再写宋江又带一批人,等到108将聚齐,就写他们的集体活动, 到最后他们中有些人分离,有人招安,有人死了,还有的人流落江湖。我写这部书,整个框架就是这样的,先写林徽因、梁思成他们从北京到天津,再到青岛、济 南、长沙,就不写了;然后开始写李济、梁思勇去看他们,一下子带进去十几个人;再写清华的一批人,像吴宓、傅斯年等,然后这些人聚在长沙,长沙是一个中转 站,后来他们一起到了昆明,后到李庄;这时候就该写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直到最后他们又分开,各自流落。

晨报:您从传统文学中得到了借鉴。

岳南:确实有相似之处。《水浒传》中所写的好汉是被逼上梁山的,而我所写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因为当时外敌入侵,就转辗到西南去了,与《水浒传》相 似的地方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李庄的时候也住在一座山上,那座山我去了4次,比当年水泊梁山还要高,山后就是长江,因此梁思成曾说“我们这些人都流浪江湖 了”。

晨报:这些人物众多的知识分子群像,您是如何选择的,有没有什么重点人物?

岳南:第一学术上要有成就,第二要人格魅力大,第三社会交往相对来说要广一点儿。如果一个人学问好、人格魅力也大,但社会交往相对较少,你就很难把他写得很丰满。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陈寅恪、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是我写作的重点。

写作感悟

缺少“志”后,再无大师

晨报:您用8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个人,您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岳南:首先,他们有民族责任感,有一种信念,这也是我在前两部中着重描述和表达的一个事实和观念。这种信念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几千年来 流动在脉管里绵延不绝的血脉在起作用,也就是士大夫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 理想与志向,是爱国爱民和为民族延续文化火种的心志,让他们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受难,并在精神上为民族抗战做出了 巨大贡献。其二,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那一代无数的大师、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出现了。

晨报:很多人都在感叹现在已经没有大师了,在您看来这其中是什么原因?

岳南:第一是传承,大师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有传承的,但是我们的传承断裂了。其二是物质代替了精神,那一代知识分子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即便当年 那么贫困,他们也不曾放弃。费孝通这样评价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曾昭抡——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 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按费孝通的解释,第一是爱国,第二就是视学术为生命。这是那一代学人精神上的共同之处。而现在又有多少有这样想 法的学者呢?用费孝通的话说,“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 奉献于这个学科了。”这就是现在没有大家都认可的大师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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