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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发:让写作贴近中国文化之根

作者:   发布时间:2013年07月30日  来源:齐鲁晚报  
  ▲ 赵德发近照
  《乾道坤道》赵德发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9月出版
  本报记者 师文静
    近日,山东作家赵德发历时4年完成的道文化小说《乾道坤道》出版,这是继赵德发儒文化小说《君子梦》、佛教文化小说《双手合十》之后第三部宗教姊妹篇。《乾道坤道》作品刻画了一个当代道士群体,表现了中国道教在今天的际遇与嬗变,当然作为小说它又非常饱满、可读。日前,记者采访了赵德发,请其详细解读这部小说的成书、经典人物以及他的创作规划。
  道教学说承载了很多有益成分
  齐鲁晚报:后记中,您说为了写《乾道坤道》去过许多道观采访。道教在中国的现况如何?在面对面接触道士之时,道教带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赵德发:实话实说,在当代中国,虽然道家学说在思想界、文化界还有很大影响,但是奉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并不兴盛。《乾道坤道》杀青时,我写了一首七律,其中“白云漫漶仙家渺,碧草葳蕤古观寒”两句,表达了我对道教现状的感受。我接触的道士,可谓形形色色,有的崇道敬德、认真修行,也有的信仰缺失、注重物质利益。不去道观,就很难了解道士们的宗教生活与所思所想。

  齐鲁晚报:在您的考察中,有没有发现所谓的道教的“贵族化”复兴?道教的修士们都以什么人为主?您怎么看道教复兴这个问题?
  赵德发:当今,道教文化越来越被一些名人、“贵族”所接受,所奉行,这是事实。这与“简朴生活”、“慢生活”的提倡有关系。我没直接接触过这些名人,但是我去一些道观采访,经常听道士说有哪些名人到过山上。
  在天台山,我见过一座道院,门户紧闭,里面并不是出家道士,而是一些俗人在里面清修。他们多是企业家,在商场上打拼累了,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见素抱朴,调理身心。所以,我在《乾道坤道》的最后一章写到,北京一些商界精英经常到琼顶山小住几天,觉得身心轻安,是难得的享受。我不敢说,当今必须复兴道教文化,但在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中,道家学说和道教文化应有其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承载了很多有益的成分。
   “我命在我不在天”
  齐鲁晚报:道教的神奇之处在书的一开头就有出现,书中人物应高虚表演时心电图是成直线的。石高静在琼顶山希夷台修炼的过程中,您通过对他遭遇的描写,将道教的天人合一、神奇感写得淋漓尽致。
  赵德发:测心电图测出直线,这是我在采访中听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南方有一位老道士当众做过这种表演。南怀瑾先生在他的《我说<参同契>》一书中也讲到,修炼到一定程度,可以人为地控制自己,做到“气住脉停”。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的一个重要理念,被道家格外推崇。息影山林,放旷逍遥,天地与我同在,万物与我为一,这是许多出家道人追求的境界。所以,我写石道长在希夷台闭关,就要极力营造那个境界,渲染那种氛围。在百家学说中,道家最为浪漫,道士生活更具浪漫色彩。我写《乾道坤道》,当然要虚实并举,不能过于“客观”,不能全部采用写实手法。

  齐鲁晚报:“我命在我不在天”被认为是您这部小说的主题,也是石高静生命过程的概括。为什么要重新强调这么简单的道理?
  赵德发:中国有句古话:“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遗传学问世后,也有许多人认为,人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被自身携带的遗传基因所决定。而在全真道士中间,一直传诵着这样一句高道名言:“我命在我不在天”。意思是,通过主动而刻苦的修炼,人是能够改变命运、实现长生久视的。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对于我们的养生保健,甚至是事业的完成,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写人生、写人心是作家的首要任务
  齐鲁晚报:从《君子梦》到《双手合十》再到《乾道坤道》,您的写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中国当下儒、释、道互通却又能将其通俗化进行传播的学者、作家并不多。您怎么理解儒、释、道在当下的意义?
  赵德发: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关注传统文化很有必要,因为那里面有太多值得我们传承的好东西。抛弃了它们,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会更加喧嚣,人们的幸福感也会进一步减弱。

  齐鲁晚报:提到宗教,普通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它的功利性,如风水学、命相学等,若非真正的虔诚者,很难执著于其本真的东西。您在小说中也写了卢美人这样一个道教中的实用主义者,高深的道教被庸俗化。
  赵德发:宗教本来关注的是一些形而上的内容,但在当今中国,一些人求神拜佛,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保平安,出于功利目的。普度众生,济世利民,是宗教徒们的抱负,在实现抱负的过程中免不了要满足一些俗众的“需求”。但我认为,引导人们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扬善止恶,净化人心,这是更为重要的。

  齐鲁晚报:从佛教到道教,将写作定位于传统文化的初衷是怎么来的?之前您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从写自己熟悉的土地转变为写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宗教题材小说,您的心理首先要经历怎样的转变?
  赵德发:《君子梦》一书,是“农民三部曲”的第二部,主题是农民与道德,表现了儒家文化在百年农村的传承流变。那时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贴近中国文化之根去写。但是,那时并没想到要写宗教,是完成了“农民三部曲”,才有了写当代汉传佛教的念头的。之后陆续写了《双手合十》《乾道坤道》。写这两部书的时候,“让写作贴近中国文化之根”的意识更加明晰。
  从写农村到写宗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这是从经验之内的写作走向了经验之外的写作。要通过读书去掌握佛家与道家学说,通过采访去了解出家人的宗教生活。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情怀”二字上下工夫。你可以不认同教徒们的信仰,但是你一定要具备宗教文化中那种特有的悲悯情怀。你要充分认识人世间的苦难,思考人类的问题与出路,让作品释放出善意与良知,让读者感受到心灵上的抚慰。农村题材和宗教题材,这两个领域看似不相关,但还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这个一致性,就是对人的关注。写人生、写人心,是作家的首要任务。
   弃官从文,走了一步人生险棋
  齐鲁晚报:深深为您对文学的执著所感动,鲁迅弃医从文,您当年是弃官从文,真正走向文学之路才不再焦虑人生。您已年过半百,现在怎么回头看您当时立志从文的选择?
  赵德发:我怎么能跟鲁迅相比。我是弃官从文,但我那个官连个芝麻官都算不上。不过,在家乡父老眼里,一个没上几天学的庄户孩子,30岁就干到了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是很有“前途”的。但那时我已经迷上了写作,不可救药,觉得今生今世的目标只有一个:当作家。所以,两年后山东大学开设作家班,我就不顾亲友们的强烈反对毅然报考,从此开始了追梦的路程。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二十多年,现在回头去看当年的抉择,依然不悔。非但不悔,还庆幸自己能够走出人生的那一步险棋。来世上匆匆一遭,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快乐。当然,我也有痛苦,那是在我眼高手低、笔力不逮的时候;在我盘点作品,发觉精品太少、次品太多的时候。好在,我虽然年近花甲,但是似乎还能写下去,余生中继续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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