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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作者:尹超   发布时间:2016年05月19日  来源:中国作家网  

5月13日晚,清华大学建筑馆王泽生厅,三位青年作家,几百位清华学子,一场关于文学的对话……这是由清华大学的建53素拓、好读书协会、素拓中心联合组织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主题活动,整个活动的策划组织由学生独立完成。

参加活动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理工科专业,他们为什么需要文学?选择文学?无关学业,无关职业,只因为文学是一个人源自心灵、源自生命的需要。

为什么选择写作——

王威廉:如果不能表达自己,生命就没着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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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一个理科生,因此来到清华做活动,深感亲切和振奋。从理转文,这便是我最初的故事。

上学的时候,我的作文一直写的很好,我想张楚兄跟培源肯定也是,作家这种最基本的语言才华,很早就会显现出来。年少无知的我就觉得写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当时我也知道很多大科学家都写作,像爱因斯坦的文章写的非常好,还有像物理学家狄拉克还是诗人,所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写诗、写文章是业余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是,理想在现实当中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我们知道,其实到了今天,知识、学科的分工其实越来越细,我们一个人实际上在某一个学科的某一个专业的某一个方向,都极有可能耗尽一生,而且即便如此,你也很难取得多大的成就。

所以,我就开始重新坚定我的文学理想。我发现如果我不能去表达自己,一门心思去探讨外太空,去探索天体物理,好像我的生命和生活失去了血肉联系,我觉得我活着没有着落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建筑学院的同学们是不是这样子。当然,建筑是理科中的文科,是具有艺术性的科学。建筑对我的写作也是影响蛮大的,我的父亲曾经学过建筑,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他为此奋斗了很多年,但命运的安排,让他去了银行工作,他考上了经济师;过了若干年,他又考上了律师,又在律师界混迹多年。也就是说,他一生的轨迹,好像是有点随着时代的波涛汹涌起伏的样子。所以,我在我父亲的眼里是一个不太成气的孩子,我居然放弃了有大好前程的学科,选择了文学这条华山小道作为自己的职业,他是很替我捏把汗的。当然,现在他也理解了我。话说回大学时代,我从一个物理学系的新生,打算转系。那时候转系是很困难的,所以当时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大不了退学或者是肄业算了,因为韩寒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出名了,韩寒跟我是同龄人,我们都是1982年出生的人。他一个肄业的高中生都能当作家,我一个肄业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行?当然,我和他们写的文字是完全两码事,他们已经向娱乐业大步迈进。祝福他们。

当然,很幸运的是,我转系成功了,我到了人类学系。这是一个视野非常开阔的大学科,对我日后的写作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我们现在为什么需要文学?说的好像有点悲壮。好像所有人都转向影视了,我们还在坚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的坚守并不悲壮,就像是聆听来自内心深处的历史低音。其实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清华是有着非常悠久人文传统的学校,太多的人文大家在这里留下了印迹,曹禺的《雷雨》就是在你们的图书馆写的。由于各种原因,清华的文科传统一度中断,但现在恢复了之后,我感觉某种灵动的东西又回来了,这就像是我们作家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是不息的河流,我们是其中的水流,总需要源源不断地接续上去。

张楚:一边擦灯管一边想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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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小时候还是挺怕写作文的。四年级学了一篇课文叫《鲁迅踢“鬼”的故事》,老师让写一篇破除封建迷信的文章。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回家后问我妈。我妈说作文就是写你经历的事,你前几天不是跟你弟弟去看电影吗?我就想起来,我跟弟弟走了很多的山路去村里看《武当》,回来时发现山沟里面有黑糊糊的东西在动,我俩特别害怕,以为是鬼,不敢从那儿走,后来有个解放军叔叔拿手电筒一照,原来是部队里养的猪跑出来了。我妈说你就把这个写了。作文交上去之后被老师当范文朗读。心里美滋滋的,觉得写作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五年级写《我的理想》,我的同桌是一只眼睛单眼皮、一只眼睛双眼皮的小女孩,她写的很认真,我一看她说长大了要当一个解放军女战士,手持钢枪头戴钢盔在南海巡逻。我写的是当一个作家,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许,从小时候有朦胧的隐约的理想了吧。

初中的时候这种理想就更加坚定了。那时候打扫卫生,我是卫生委员,工作是擦灯管,长的灯管,桌子上面放个凳子才能够得着。一边擦一边给自己想笔名,雁南飞什么的,类似于武侠小说里三流侠客的名字。

到高中的时候上文科,大学学的财务会计。但是那个时候还觉得兴趣不在财税金融上,自己偷着在日记本上写小说,写了之后就抄在稿纸上邮给《收获》,还附了封很诚挚的信,说每次在图书馆看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和鲁迅的头像,就很激动,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作家。那时特别幼稚,过了一个月就想,为什么还不给发表啊?过了三个月收到封退稿信。那个时候我的笔名叫萧三郎,编辑说萧三郎同学,如果你想成为鲁迅他们那样的作家,你要多读多写,这是唯一的途径。

毕业后到税务局工作,我那时候没有女朋友,在单位经常替老同志们值班。大夏天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开着电风扇写小说,写完就投稿,被退后再投,再投再被退……我是从1995年开始写,到2001年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我觉得特别漫长,但我是一个耐性特别好的人,有种打不死的皮耗子精神。我常常安慰自己,你还是有点天赋的,他们没发现而已。就这样一直写了20多年。税务局的工作还是挺让我留恋的。一开始在税政征管科,管县城里所有的加油机钳封,后来到办公室写材料,再后来到党委办公室,负责发展党员收党费,搞党的群众教育路线。去年4月份离开的,到现在正好一年多。如今自己过了不惑之年,如果说以前对这个世界还有迷茫,那么现在已经很清晰,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心里有一个隐约的图景。我现在是专业作家了,工作从收党费变成了写字,这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克服专业性写作的疲惫,对这个时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让文字里的荷尔蒙气息不要寡淡,然后把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缓慢地写入到小说里。

林培源:如果不能写作也能不阅读,我会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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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经历特别简单,好几年前别人问起我,有的时候别人听说你是写小说,会把你定位为一个作家,但我都一直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作家,我跟别人讲我只是一个学生,虽然我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但我觉得它们太稚嫩了,二十几岁写的东西,在我看来还是一个练笔的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痛苦的挣扎,特别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是1987年的,明年就30周岁了。

我跟同龄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这个落差不是在文学成就上的落差,而是在其他方面。我很多同学现在都结婚了,有老婆有小孩有家庭,我老家是在潮汕地区,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地方,我在我的家族算是个异类,我们家族,我老爸三兄弟,我还有一个姑姑,孩子这一辈里就我一个男丁,我们潮汕地区很注重传统家族伦理和宗亲关系,我家就一个男孩子,虽说读书一直读到了博士,但是乡里乡亲对你的期待并不是在读书这方面,他们希望你考公务员,希望你进公司,赚很多的钱,或者走上仕途当官。普通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大概是这样。但我不一样,我走了另外一条路,跟他们的期待没有多大关系。这么些年过来了,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他们没有强迫我去做我不喜欢的事,他们尊重我的选择,包括我对写作的热爱。

我2013年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那个时候我在广州读研,那篇小说叫《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肖像》,题目套用了爱尔兰伟大的作家乔伊斯那本《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并没有看过乔伊斯的作品,但是这篇小说,相当于我个人的精神自传,它收录在我2013年出版的短篇集《第三条河岸》。当时我把这部小说集寄给高中一个语文老师。我高中的时候是我们学校秦牧文学社的社长。我写小说受这位老师很多的鼓励,比方我写潮汕地区的风土人情,写我们那个地方小镇发生的故事,当初就是受到这位老师的启发和点拨。他看我写的《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肖像》,我记得晚上大概十一二点,他读完了特别激动,给我打电话,说我高中的时候——大家都从高考走过来的,都知道高中课业压力特别大——他看我沉迷写作,怕影响了学业,想劝我把写作放一放,劝我不要太沉浸于小说,但是他看了我这篇类似自传的小说后,他说幸好当时没有拦住我。2007年,我参加新作文大赛拿了一等奖,2008年又得了一等奖,当时挺天真的,觉得拿了两届冠军,对自己出书有一定帮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第一次参加新概念,那时还有加分的制度。2007年高考改革,我差一分上一本线,如果我上了一本线就能加二十分,那样我就会成为王威廉的师弟了,在中山大学。我本科是在深圳大学读的,我在深大过得也挺好的,写作得到了很多老师跟同学的鼓励。加上学习成绩不错,后来才保送到暨南大学读研。这样一步步走过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开始是很模糊的状态,不明确自己到底走不走写作这条路,但是慢慢的,写作跟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你发现你的生活离不开它。我有时候跟别人开玩笑,说如果把我关在一间屋子里,不让我写作可以,但是不让我阅读我会发疯的。每个人阅读的历史都要比他写作的历史长一些。我不写作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阅读,包括现在读学术类书籍也好,小说类的也好,真正能让我沉浸下来的就只有文字了。

故乡——文学的复杂背景

张楚:挣扎在小县城里,既绝望又幸福

一个写作者肯定跟他的故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是那种血肉的关系。写作是一个幻想的事情,但它毕竟还有基于现实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现实的一部分,应该就是你生活的这块土地给予你的各种灵感。我的小说县城题材的比较多。中国的县城基本上都是一个面孔,高楼大厦,路很宽,人们开着好车跑来跑去,都是一个翻版,都处于那种农业文明逐渐被工业文明替代的阶段。

我从小学四年级就一直都生活在县城里面,直到现在,我儿子都上初二了。县城就像一张网一样,特别小,经纬交织密密麻麻,然后上面有各种昆虫被粘在上面挣扎,为了钱也好,为了女人也好,为了权力也好,他们都在挣扎,谁也挣不破。我觉得自己可能也是网里面的小昆虫,在里面想象着自己的所谓的理想和生活。说实话,你在网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就会有一种惯性的幸福感,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反思一下,我是不是应该到大一点的地方去待一段时间。虽然现在有网络,一打开什么都知道,但是我觉得那种内心的体验,就是真实的现场感体验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来想了想,这把年岁了还跑到哪去,还是在网里面老老实实待着吧,反正就这样,人生这么短暂,好的坏的已经过去一半了,还是珍惜自己在网里的幸福感吧。

王威廉:我体验到自身无“家”可归

法国作家加缪说过一句话非常好,人活着最重要的不是活得好,而是活得多。多比好更充实更丰富,文学就是让我们活得多的事业。

我自己的生命历程,要从祖父讲起了。祖父是国民党,在各处抗日,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去延安参加了红色革命,后来被分配到青海省剿匪,他是青海解放的前驱者之一。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他抗日时期参加国民党的事情重新被提了出来,被诬为“历史反革命”。文革后,整个家庭随祖父迁徙到青海省复职工作。我便出生在青海省海晏县,那是什么地方呢?大家肯定知道一首很有名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就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在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上写的。初中的时候,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去了一个更加西部的地方:德令哈市。海子在德令哈写过一首诗叫《姐姐》,他说“今夜只想关心姐姐,不想关心人类”。据说那个“姐姐”就是德令哈人。后来,我还回到陕西短暂地读过书。我的梦想和诸位一样,是考上清华大学,但我没有诸位幸运,我的分数不够,只好去了中山大学,到了广州。广东是中国当代移民最多的地方,在这里,我才真正的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写作。

当年让我最痛苦的,是坐火车这件事。假如从青海德令哈坐火车到珠海(当时前两年要在珠海校区上课),你们可以看看地图。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快坐疯了,坐过的火车里程,可以绕着地球跑几圈。

我在本科的阶段开始写作,这时候就涉及到故乡的问题了。刚才楚兄说了,他一直是待在同一个县城,他对这个县城太了解了,而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哪里都是我的故乡,哪里又都不是我的故乡。我在广州待了16年,可算是我此刻生命的一半了。虽然我很热爱这个城市,可我也很难融入这个城市。我们知道广州有一个最厉害的屏障,就是它的语言,粤语。我现在会听,但是我不会说。作为一个北方人在那个地方,还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我写了一个小说叫《父亲的报复》,这里面虚构了一个父亲的形象,父亲很早很早就来到广州发展,他一直想融入广州,把自己变成地地道道的广州人,但他一直是失败的。广州跟北京一样,遭遇到了历史有史以来最大的拆迁运动,广州的小巷子都没有了,父亲突然成为了广州老建筑的保护人这样的角色,他觉得自己比所有的广州人都更爱广州,最终,他以精神抗争的方式赢得自己的尊严与身份。

但是乡关何处?一个人在面对天地的时候,只剩下渺小的自己。

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路过青海的一个盐湖,叫察尔汗盐湖,那是中国最大的盐湖,里边蕴藏的盐可供人类吃上百年。高原盐湖,就是古代的海水在高原隆起之后形成的湖泊,在强烈的阳光蒸发下,只剩下浅浅的一层卤水。我第一次看到盐湖非常兴奋,水是绿色的,水边是白色的盐,你踩在上面像踩在雪地上,但那是盐,非常神奇、非常美丽,但是格外荒凉。盐湖附近是寸草不生的,没有一点绿色。在那个地方特别想写一篇小说来表达我对生命的认识,然后我就构思了《听盐生长的声音》这篇小说。我用第一人称来写,写“我”去到盐湖看到了什么,但写到一半我写不下去了,我作为游客的身份融入不了这里。

这个小说放了半年,半年后,我突然有了灵感,小说中的“我”不再是外在观光者的身份,而是在当地生活工作的一个人。在当地有钾肥厂,“我”就是钾肥厂的一个工人,“我”在审视“我”的生活,这样整个小说的空间就打开了。文学为什么这么必要?就是让我们可以去理解你不熟悉的、或者说外在于你的另外一种生活,文学就是在我和你或者你和他之间搭建一道想象力的桥梁。让我们能够理解彼此,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时代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外力,试图碾碎我们之间的联系,如果人的心灵不够强大,他就会早早失去自己的信念和信仰。

中国从《诗经》《离骚》开始,有一个非常漫长的、悠久的文学传统。自古以来,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文学就是我们的信仰,它是一种对人、对活着、对存在本身的信念。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网络时代,维护这种信念格外重要。网络其实是让我们更加远离了彼此,而不是接近了彼此。因为网络看似是一个非常平面化的结构,但是它并没有让我们达到平等。我们知道为什么“大V”说话有人听,而我们说话没人听,就是因为网络的话语权更加显著。所以文学就是给我们这种弱小的个体以强大的精神力量,让我们能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来对抗这个时代对我们的挤压。

所以,我最终无法把精神寄放在某个稳固的土地文化上,只能在大地上漫游,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听盐生长的声音》这本书的后记,我起名叫《没有故事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自己没有故事,而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没有故事,这个时代的个人没有独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个时代生产传奇,我们每天打开微信,打开新闻都是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但那真的不是文学,文学是我们作家用自己精神的力量,对生活的阐述以及和解。

谢谢大家。

谈网络与文学——

林培源:文学培养我们与自己独处的能力

刚刚威廉兄说到的《听盐生长的声音》是一个非常棒的小说,我想起法兰克福学派瓦尔特·本雅明的文章《讲故事的人》,以及希利斯·米勒广为人知的小册子《文学死了吗?》。他谈的也是文学消失的危机感,他认为新闻媒体的传播慢慢挤占了原本文学所能承担的功能。在快餐文化的时代,我们也看到文学了被边缘化被挤压的状态。

现在我们很多人对文学信息的获得,其实都是通过微信,这是一种非常碎片化的阅读状态。很多人会说,我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静静地坐下来读一本书。碎片化的同时也是一种同质化的倾向,它会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验,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同化掉了。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都差不多。我们三个是同行,都是作家,我们写作,很有可能在某个阶段在读同一本书。可能过几天楚哥还有威廉兄,也会读我现在正在读的书。我们接受的文学营养,其实也有同质化的倾向。这个东西特别可怕。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写作也好,阅读也好,其实是在培养一个人跟自己独处的能力。我们很多人怕孤独,怕没有人陪伴,是因为我们缺乏强大的精神支撑,我们不懂得和自己独处。一个写作的人独处的能力应该是强大的,因为写作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你,没有人能够指导你,告诉你这个句子怎么写,那个词要怎么用,写作完全是孤军奋战的过程。当然写作也有兴奋的一面,你会发现自己背后站着一个深厚的文学传统,文学大师们还有你同时期一起写作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精神的共同体;你会觉得,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有一种安全感,同时,这也是你跟自己相处,和自己较劲的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说到这个我想再引入下一个话题:现在很多作家出道的方式很不一样,他们并不像我们从事纯文学写作,有的通过网络,写心灵鸡汤跟励志故事,他们对文字的利用方式跟很多严肃写作者很不一样。接下来我们来谈,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中,我们的写作应该坚守些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个体和时代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们请威廉兄来谈一下,我看他现在一副思想者的姿势。

王威廉: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以及怎么写出来的,但网络文学不可或缺

其实我对网络文学很不熟悉。因为我自己真的没有写过网络文学。就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坚守什么,因为说真的,我看到网络作家一年一千多万的收入,我没有眼红,我没有嫉妒。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付出也是蛮大的,他们一天要写一万多字,我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写一万字的短篇小说也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一天就要写一万多字,而长篇小说他们可以写到几千万字……我问过一些朋友,他们喜欢网络小说,我说你真的全部看了吗?他说当然不可能,他们就是说随便刷刷,等车买菜无聊的时候拿出手机来刷一刷,并不特别在意他写了什么,写的好不好。读者对网络作家的要求很奇怪:你必须每天都写,我不管你写了什么,反正我要看到新鲜的。这让网络作家很痛苦,必须每天都要更新,要日更万字。

但其实我不太理解,一本书写出来放在那儿,你什么时候想看就看不挺好的吗,为什么要每天等米下锅一样,等他吐出来一点东西看一看?也许,他们就想保持一种跟作者同步的状态,我想这是不是也是让他们不那么孤独的一个原因吧。类似我们有时候追连续剧,觉得有个事可以做,有个牵挂。

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网络文学跟我们所写的文学是两码事,是两种传统。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有两种这样的传统,一个是通俗文学的传统,像西方有很多的作家,像恐怖小说、侦探小说,那种东西非常好看;但是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所谓的纯文学传统,像托尔斯泰、福楼拜。我觉得两者都不可或缺。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可能这是一个文学非常繁荣和发达的时代,我们真的在历史上是没有这么巨大的写作与阅读的。这真的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你阅读总比你不阅读强。

张楚:我们对纯文学的抛弃太快太彻底

大概是三个礼拜以前,有个法国出版商叫菲利浦先生来北京。我问他,你们法国有网络文学吗?他就问什么是网络文学,翻译费了好大的劲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他。他说没有,有跟读者互动的写作方式,但是没有像中国这样的网络写手群和网络文学读者。还有去年跟奥地利的作家一起聊天时我也问过这个问题,答案也是否定的。为什么中国的网络文学这么发达?好像很难说清楚。

我们为何读那些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是几千年前的文学经典?这是个伪命题。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说:“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前年读上海学者王晓明先生的文章《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坏不到哪里去》,感慨良多。作者用了大量精力做了一项阅读方面的调查,发现印度、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读文学系的本科生,读书量都比中国的学生多。因此他憧憬,在未来,“即便毕业了,跨出校门了,他依然会逛书店,会在床头留一个放书的小空间,会不断地和爱人、朋友说:最近有这么一本书……他会在好书的陪伴下,继续努力做一个在人格和精神上都自主的人。我还是相信那句老话,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坏不到哪里去。”说实话,读到这里时,感到微微的悲凉。

在当代中国,为什么翻阅文学经典的人越来越少?原因简单又粗暴:阅读文学经典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回报。这是个大部分人以功利主义为人生准则的国度,阅读文学经典既不能帮他们取得更高学位,也不能帮他们得到更高职位或更多金钱,所以说,懒得读经典,毋宁说是实用主义哲学的胜利。其次,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媒体铺天盖地,广告无孔不入,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哪个明星结婚了又离婚了,哪个明星偷情被抓了现行,虽然我们像是活在视觉污染的垃圾场里,但我们又乐在其中且不能自拔。用王晓明先生的话讲,就是资本、技术紧密勾结,在不知不觉中似乎要将人类的整个信息生活都套进其中。我们全然忘记,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讲,何尝不是对人生最宝贵最诗意的长远投资?

作为一个业余作家和资深美剧迷,我发现了个颇为值得玩味的现象:在诸多拥有高收视率的美剧中,主人公们都会不经意间滔滔不绝地谈到经典文学。《末日孤舰》里,科学家吃饭闲聊时的话题是马克·吐温;《绝命毒师》里老白在另外一个制毒师的推荐下在躺椅上读惠特曼的《草叶集》;《犯罪心理》中提到的哲学家、文学家有几百人,包括荷马、卡夫卡、荣格、鲍勃·迪伦、尼采、莎士比亚、田纳西·威廉姆斯、安德烈·莫洛亚……相反,我们在国产电视剧或商业电影里,则很少看到类似的生活场景。

这是个微妙的对比。在我看来,这不是个体编剧间的表层差别,而是民族与民族对文学经典认识的本质差别。“文革”后,我们一直没有培养起公民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文学审美趣味。在我们的大部分影视文化里,更多展现的是一个热气腾腾、金碧辉煌的物欲世界,是这个时代最表层最浮光掠影也最丑陋的缩影。由于缺乏经典文化的支撑和指引,这些影视剧显得如此肤浅可笑,我相信那些编剧大概连《红楼梦》都不曾读完过。而那些编剧也可能未曾察觉,经典文学对芜杂人性的探索呈现永远不会过时。莎士比亚戏剧里丑恶的阴谋诡计依然在《纸牌屋》里续演;《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悲剧依然在当下有着不同阶层的翻版;我们甚至可以用《金瓶梅》里的淫靡世界来图解当代中国最微妙最隐晦的欲望……奥地利思想家贝塔朗菲阐述艺术、诗、历史等人文现象时曾经说:“它们不是短期的、有用的价值,而正是自身的目标……当人这种可怜的生物带着动物的本能,在数千种压力下,在复杂的社会中疲于奔命时——能超越动物的也仅仅是这一无用性,这构成了人类的本质……”贝塔朗菲所说的人的本质,已然被国人漠视、摒弃。

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当人们远离经典而不自觉时,他们的内心会越来越粗糙,并对这个多维世界保持着一份可耻的沉默,同时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正义缺乏必要的、完整的、切入肌肤的认知与反思。其实许多当代欧美国家都异常重视全民阅读。我们已知的事实是:早在1997年,美国政府就掀起了“阅读挑战行动”,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亲自作了《美国阅读挑战行动报告》。2001年,布什政府发布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教育改革议案,指出“美国存在两个民族:一个能阅读,另一个不能”。日本参众两院通过决议将2000年确定为“学生读书年”,2001年制定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读书活动的法律》。在德国,历任总统都担任过“国民阅读促进委员会”的主席,其国民每4人中就有1人藏书200至500本,超过40%的德国家庭拥有“家庭图书馆”。俄罗斯则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制定各类文件、出台多种措施来促进民众阅读。而在我们这个号称有着5000年古老文明的国度,2013年“两会”期间,11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建议政府立法保障阅读、设立专门机构推动阅读时,在网上遭到了不少民众甚至是知识分子的讥讽嘲笑。这颇耐人寻味。

谈写作习惯——

林培源:写得慢,有文字洁癖

刚才我们谈到,网络作家一天一万字,每天都有固定的量的要求,不然读者没得追下去。我有时一天对着电脑两三个钟头,写个六七百字,或者一千字,再多就写不下去了,再写下去怎么看都会觉得别扭。去年4月份我考完博士之后,开始写新的长篇,到今年4月份才写完,将近14万字。我每次写的字数都特别少,不过会保持写作的那种惯性。每次开始写,我都会把前面写下的文字重读一遍。我有文字洁癖,当我觉得哪个字或者词别扭,一定要把它梳理到看着很顺眼再写下去。海明威对写作有一个诀窍,他说他会在知道明天要写什么的时候停下来,明天接着昨天的地方继续往下写。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刚刚威廉兄也讲到,我们写一个短篇小说,可能八千多字或者将近一万字的篇幅,快的话一个星期写完,慢的话半个月一个月才能写完。这个是纯文学创作和网络写作或者其他短平快的写作之间很重要的区别,它更看重文字的质感,质感这个东西反馈到读者那里,是可以起到相同效果的:你写得慢,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读者读的时候,会发现你的文字耐读,他会咀嚼很多遍,然后慢慢地把你的作品读完。我写作的时候不抽烟,也没有其他奇怪的癖好。我基本保持一种相对规律的生活,像村上春树一样,他喜欢跑马拉松,什么时间写作都有自己的规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健康的写作方式,才能让写作更健康。

张楚:拉好窗帘,关上门,再来支好烟

我当公务员当了19年,在单位里不可能写小说,都是回家之后写,基本上都是晚上。现在不用坐班了,发现我白天还是不行,往那一坐,阳光太耀眼我就写不出来,只能把窗帘拉上写,把门关紧。现在烟瘾特别厉害,但在自己的书房里可以肆无忌惮地抽。通常会买好一点的烟,感觉好一点的烟跟好一点的文字更匹配。

其实作家介入文字的方式,都需要有一种仪式感。我忘了是哪位作家,特别喜欢烂苹果的味道,所以他写作的时候身边要放很多烂苹果,烂苹果有一种酒的发酵的味道,他可能会喜欢那种味道,但是不喜欢喝酒。

还有的作家有的喜欢在酒吧里写,我在酒吧里是一个字也下不下去,觉得太矫情。美国作家卡佛,经典的短篇小说作家,19岁就当父亲了,是个蓝领工人,家里很穷,没有桌子专门写作,他就站着,儿子还抱着他的腿荡秋千。我曾经想,他为什么写那么短?就是因为站时间太长了会很累。我不知道威廉你有什么写作习惯,你谈一谈吧。

王威廉:上班时间偷偷写

我所知道的最奇怪的写作方式,应该是塞林格的写作方式,就是《麦田的守望者》的作者,他喜欢赤身裸体光着屁股写作。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写作习惯,我是随时可以进入状态的。这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我跟楚兄一样,我们都是很早出来工作的人,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在一家学术刊物工作,那是一个双月刊,会有很多时间来写作,但当时染上了爱看电影的恶习,每天都看到很晚,白天上班的时候,有同事在不能看电影,所以便写作。后来又调去了出版社,一家老牌出版社,它的盈利模式就是靠学校采购教材。我做的书大都是自费书,经常遇见一些品质很差的书,你会对人类文明产生绝望的。天天跟这些书打交道,我肯定会疯掉。我干脆就写我的东西,等到发稿的前一天,才迅速扫描一遍。那些低水平的自费书是不会在市面上流通的,都会堆积在作者的家里孤芳自赏,所以我放心大胆不去看这些书,养成了在工作时候写作的习惯。(当然,有高质量的好书我会认真对待。)我觉得在单位,尤其在领导的监视之下,努力写小说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领导会觉得你非常敬业,每天在电脑前忙碌,一副兢兢业业的样子。在单位写作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会得到许多灵感。晚上在家里写作太安静了,思维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面,但在开放性的环境下写作,我正要写一个人的模样的时候,正好出现了一个人,正好给我以参考。再比如,当时单位要打卡,有些人指纹浅打不了卡,我就想,假如一个人没有指纹怎么办?《没有指纹的人》就此产生。从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灵感,让小说能触摸到世界的真实质地。

小说《没有指纹的人》告诉我们,现代生活对我们的控制是从科技开始的,是从清华大学的研发开始的(笑),它试图控制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总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现代的技术体制就会消除例外。你没有指纹,你不能被同化,你就要被消灭,这是特别可怕和可悲的事情。我很高兴是在上班的时候,把这个深刻的发现写进了小说里。

这就是我的写作习惯,上班写作,下班看电影。谢谢大家。

对话——

作家如何修炼语言?

如何在写作中处理与真实自我的关系?

如何面对误解与诱惑?

主持人(修新羽):现在听完了三位作家精彩的分享,现场的同学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提问的?

问:其实我不太同意林培源师兄的观点,就是把网络文学从文学中分离出来,我们都开始利用网络来阅读,为什么作家就不能利用网络来发表文章呢?我觉得网络文学哪怕他写的多,写的快,也不代表他不用心,看一个作品的好坏和读者如何去看待这部作品,要看这个作者在这部作品当中用了多少心思,想当年陆游现在留下来的诗作有9300多首,加上没有遗存的有一万多首,在30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必须有一首诗,大家还是很崇敬他。我自己蛮喜欢张嘉嘉的《从你的世界路过》,这个故事可能不真实,但是有些人跟我们一样活着。

林培源:你讲得特别好,我也没有绝对地说,把网络文学跟文学分离,其实我对网络文学或者说对那种跟浮躁的,不讲究文学性的文字,我可能会对它们有偏见,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在有些人,我可能更批判的是那种完全为了读者而写作的文字,就是说为了一些噱头,为了吸引读者的关注,他们会写些比较肤浅的,甚至说色情的狗血的文字,用这些东西去吸引读者眼球。我不赞同的是这么一种态度,也许他很用心地去架构故事情节,但是这种精心的背后为了讨好读者,把读者网罗到他麾下。我觉得真正的写作者应该为笔下的文字负责,应该在你写作品中,注入比较纯净的东西,这个是我的一些偏见,请允许一个写作者有偏见,谢谢。

主持人:我觉得林师兄回答的非常好,我也想补充一两句,与其说网络文学与我们传统文学,以这种方式来分,那不如说通俗文学跟纯文学的界定。不管他是在网络发表还是传统纸媒发表,只要这个作家内心有一些坚守的东西,他都是值得尊敬的。下面还有同学提问吗?

问:我想请问一下张楚先生,您是一直在公务员系统工作,我觉得有时候工作和写作是不是有些联系?有的时候是一些促进作用,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矛盾,您是如何解决以全身心投入写作的?

张楚:其实挺痛苦的。我曾经在办公室当副主任,给领导写材料,我们都知道那种完全格式化的语言,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八股文字,其实跟文学语言完全是两套语系,在两套语系之间来回转换还是很痛苦的。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把公文写得很烂,让他们不再让我写为止。但领导每次也都挺满意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尽量把公文对我的影响减到最小。文学创作的语言是灵动的,要有有想象力,色彩要斑斓,可公文是相反的,它的要求是简约、通俗、不要任何修饰,更不要谈想象力了。像你所说的,当时确实也挺难过。就这样分裂地生活十九年。去年调到作家协会以后,公务员身份没有了,但是这个身份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那种真正的不受拘束的自由的心灵生活才是我想要的。

主持人:刚刚我这还收到了现场观众的提问,正好张楚老师谈论到文字风格不同的问题,他们想问一下各位作家平时是如何锻炼自己的语言,会进行一些特别的训练吗?

王威廉:我的经验是读诗,我觉得诗歌对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代诗的阅读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诗歌它是语言艺术最高级别的艺术形式,语言的张力,语言的诗性,语言的复杂,在诗歌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呈现。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有时努力像一个诗人那样去写句子。

我们现代汉语诞生的时间还很短,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接近一百年。像鲁迅这些作家为什么伟大,就因为他们参与了我们现代汉语的诞生过程,他们奠定了我们今天写作、说话的基本范式。所以说,我们当代的作家也应该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继续去拓展汉语的各种可能性,让我们的语言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实际上也是在拓宽我们的生活世界本身。谢谢。

主持人: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问:因为我是一个学物理学的,是因为平常有时候会有一些对生活或者对他人的关怀,有时候会写一点东西,但是发现写出来的东西,其实别人并没有正确的理解或者说有曲解,会加强你所描述的更深层次的痛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触动或者怎么排解这种情绪呢?

林培源:请坐,其实你讲到不被人理解,或者说被误解的痛苦应该怎么去排解,我可以讲一讲我自己作为例子。我刚开始写作,是在高一高二,大概2005年2006年的时候,那时的状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处在青春期,感觉每天都有一箩筐的话要倾诉,所以为什么青春文学会忧伤,是因为我们所处的阶段,个人的情感,那种倾诉的愿望太强烈了。我们很容易把一些细微的情感放大,然后认为你要倾诉东西非常重要,很很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把情感传达出来,但是往往个人私密情感的传达,在文学的写作里面,是比较弱势的。

我有个观点,我认为文学,包括小说写作,有的时候应该反抒情,就是说不要过度将表层的情感倾泻出来,往往那种倾泻出来的情感是浅薄的。你处在一种非常悲痛的状态,然后将这种悲痛传达出来,传达出来之后,别人不一定能够在你的文字里感受到你悲痛的心情。反而有时候要克制,用一种反抒情的姿态去抒情,像糖衣那样把文字的内核包裹起来,包裹起来之后,别人慢慢剥掉糖衣,才能尝到核心的东西。我认为还是要在这方面做些努力,在你的写作态度上有些转变,我讲得可能有点绕,不知道你满不满意,谢谢。

问:我想问三位老师,你们在写作的时候肯定会有心理的不平静,两个自我在斗争。当诱惑来临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创作文学,怎么去坚持自己的人生和方向的?谢谢三位老师。

张楚:我觉得写作者会不断地产生一种强大的沮丧感。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和才华把你想表达的东西完美地表达出来。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特别焦虑的、失望的心态。我问过同行们,特别自信的作家也有,但是极少,大多数都是在不断地怀疑自我中去创作。另外我觉得小说里的作者跟作者本人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有些读者,读了我的小说之后再见到我,觉得很惊讶。他们说你小说里的人很阴郁,但是你生活中挺阳光的。在税务局时,我们领导老说,小张出了这么多书也不送我。我笑着说,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工作能力挺强、热心肠的人,等你看完小说之后可能就不想答理我了。直到他离开我们局,我才送了他一本书。写作者会有多面性,对这个真实世界的姿态跟小说里面构建的那个城邦的姿态是两回事情。

林培源:那我谈一下,你说到面对诱惑怎么处理。楚哥讲到他自己的状态,我经常接到很多读者在微博私信留言,或者给我写邮件讲到:“你为什么老是写潮汕小镇的故事,为什么不写一写青春校园爱情的题材?”很多读者有这种需求,可能写这些题材能给你争取更多的读者,给你带来更大的名声,或者给你更多物质上的收获。我自己二十岁上下,刚写作的时候,也会面对很多的诱惑,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写到,他面对两条路,他选择了一条,另外一条没有走。其实当时我也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也可以专门去写青春校园爱情,然后做一个畅销书作者,单我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选,就是继续去写我理想中的纯文学,它要进入一个窄门,要挤破头走过去,但在我看来,当你挤过了那道窄门,你所走的路就是比较宽的,而另外一条路,写畅销文学,可能看着特别宽大,有很多马车在跑,有很多琳琅满门的东西在吸引你,但是可能走着走着,就变成一条非常窄的路了,无路可走了。

我觉得写作就是在不断地确认自己是谁的过程。我新的长篇小说,其实也是在探讨自己是谁,探讨一个人跟他的故乡之间的关系。写的是异乡人的主题。刚刚在谈到故乡时候,威廉兄说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楚哥讲到县城生活的那张网会让人产生幸福感,而我是不断逃离家乡的人。我考博考了两次,第一次没有考上,后来我下定决心不要再留广东了,必须换一个环境,第二年我考上清华大学。这个过程有不同的力量在纠缠。我是个不断逃离家乡的人,可是我和故乡之间的关系是没法切断的,就算我离得很远,我还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回归故乡。

问:写作和经验有什么关系,很多经验的趋同是因为网络发达信息来源趋同?

王威廉:我觉得一种好的写作,肯定不单单是重复经验,好的写作实际上是在创造经验,它带给你全新的经验,这是一种写作的理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趋同问题,就像我在这本书后记提到的,这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所有的传奇都有一种趋同性,都有一种耸人听闻的架式,我们天天在新闻上看到的都是暴力的,我们老是看这种东西我们会变的麻木,其实反而会降低我们的同情心,也就是说见怪不怪了,当这种苦难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这种东西跟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是我们不能承受的。比如最近雷阳的案件,过段时间又会成为某种历史,大众的关注度会被新的案件代替。今天对于一个好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创作的难度的确是提高了,就是我们必须要反抗趋同的经验。可能“反抗”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词语,加缪有一本书叫《反抗者》,反抗者就是说不的人,我们写作就是对趋同的经验说不,我们要有能力去提供另外的经验,或者说我们要越过这种趋同的经验本身,看到更加实质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了雷阳案件本身,我们可能看到了更宽广的事物,看到了各种体系性的东西,我想这样的话,我们的写作才能去超越那种经验,创造出新的经验,一种更有穿透力的经验,谢谢。

张楚:现在网络发达,奇闻异事每天都有,作家会不自觉的去筛选里面的素材进行创作。比如说《第七日》,就是把新闻事件串起来,之所以受到了一些质疑,可能是因为余华没有对事件内部进行一些微观的分析观察。美国有个作家叫卡波特,六十年代写了一本小说叫《冷血》,其实就是当时发生在美国的一件惨案。卡波特为了写这个小说,前前后后采访凶手采访了六年,并且创造一种新的小说写法,就是新闻小说。他在采访过程当中,爱上了其中的一个犯人。他最后心理特别矛盾,想找律师把这个犯人救出去,可另外一方面他采访的时间太长了,老想这个案件赶快解决掉,他的书好出版。他是很有耐心的人,他没有进行传统的外向的描述,而是从内部来挖掘。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大家能通过网络能了解更多的奇闻异事,但我们能否保持耐性,把这个世界还原他本来的样子?

林培源:当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开始。

主持人:我们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

问:请教一下三位老师,如何去平衡在歌剧、小说文学中这种乌托邦式或者完美结局与现实生活的悖论,比如多灾多难的割裂和平衡,谢谢。

张楚:我的小说都挺悲惨的。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小说里写的都是普通人最日常的生活。我尽量在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我们的生活本身已经很机械,枯燥,甚至是让人绝望的,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体现出一点点的诗意,这也算是种下意识的抗争吧。

王威廉:我们知道现代小说的结局大多是比较悲惨的,但是古典的小说大多有一种大团圆的结局。现代是一个更加令人绝望的时代,这不是退步,而是进步,人类有了正视自身黑暗的勇气和能力。这是极不容易的历史进步。但是结局如何并不是文学好坏的标准,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形式,不在于它的结尾是否团圆,而在于它是否在结束的时候有力的击中了读者的心脏。我随便举个例子,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越狱成功了,朋友团圆了,但是电影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是久久不能平静的。好的艺术形态就是这样的,结尾并不能束缚一个作家和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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