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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境与国际表达: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

作者:陈圣来   发布时间:2016年03月25日  来源:文汇报  

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占美国的一半以上,但文化产业的世界市场占有量却只占美国的10%不到。中国文化长期“窝”在国内,在外步履维艰,中国就无法在世界上树立起应有的大国形象。只有文化走出去,才能承载起我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才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中国亟需以文化去影响世界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就提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功课我们做了几十年,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中国目前的大国地位、对世界的贡献和责任,以及时代对我们的要求还是不相吻合。我认为,中国亟需用文化去影响世界,如果中华文化不走出去,遑论中国走向世界。

传播中国形象有许多方式,可以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乃至民间的方式,但是最有说服力和渗透力的是文化的方式。“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二十几年来,这一概念已为世界广泛接受。毋庸置疑,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文化软实力最强的国家。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占美国的一半以上,但文化产业的世界市场占有量却只占美国的10%不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句话的潜台词实际上是:中国应该如何走向世界?

迪拜曾号称最富有的沙漠城市,那里有七星级帆船宾馆和八星级皇宫宾馆,但光靠豪华宾馆是装点不起城市门楣的。也许现在他们也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几年前,我到阿联酋,阿联酋文化部负责国际事务的一位官员推荐我去看看他们在皇宫宾馆的一个名为“未来的阿布扎比”的展览。展览着重展出的就是阿布扎比在填海造田的小岛上已规划并正在建造的四大文化建筑。这四个馆建好后,吸引世人的将不再仅仅是星级宾馆、世界第一高楼,而是有世界最大的博物馆、美术馆、演艺馆和海洋博物馆,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展览和演出。这将进一步改变世人对这一沙漠富国的看法。

因此我认为,中国要走出去,首先是文化应该走出去。中国文化长期“窝”在国内,在外步履维艰,中国就无法在世界上树立起应有的大国形象,也无法确立大国地位,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将处于弱势和被动的尴尬境地。只有文化走出去,才能承载起我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才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讲好中国故事是不可回避的挑战

在世界范围传播中国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既有研究意义,又有实际操作意义。世界各国都面临怎样讲好本国故事这一共同问题。因此,讨论这一话题应是具有普遍价值的。

我曾在世界各国观览舞台演出,可以说,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已经很少看到传统作品在原汁原味地演出了。我这里主要指文学戏剧作品,其他领域也有此倾向。我想这恐怕基于两点:现代化与全球化。现代科技与资讯高度发达,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比如互联网与手机,它们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全面性和革命性的。人的阅读、书写、联络、沟通、思维、传播、娱乐方式等等,都因此发生了改变。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最需要大众传播的戏剧、电影、舞蹈、音乐、文学以及视觉艺术等文艺样式,必须学会与适应在这种现代化背景和语境中生存。并且,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与科技的传播,地球成了一个村落或山寨,国际距离大大缩短,全球化的浪潮伴随着现代化浪潮接踵而至,艺术更是没有国界。因此,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树好中国形象,就需要有世界语汇。世界语汇是指用世界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习惯与话语来阐释、来叙事。约瑟夫·奈在中国发表演讲时说:“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一种叙事能力。在当今世界局势下,我们更多考虑的不是谁的军队捷报频传,而是谁的故事引人入胜。”在国际化背景下,引人入胜的能力就是一种国际传播能力。

因此,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就不可回避地会接受来自两方面的挑战:现代化的语境和国际化的表达。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做得都还不尽如人意。中华民族有灿烂的文明,我们今天强调讲好中国故事,肯定要去开掘这些矿藏,这其中就包含对传统与经典的演绎改编。这种演绎改编究其实质就是重访这些作品中的人类共同价值,叩问中华文明在历史不断发展的社会变更中,如何保持并散发其鲜活的生命力。这就需要不断揣摩并捕捉时代焦点、社会热点、大众视点。我们经常能看到经改编的国外戏剧文学创作佳品,如美国重拍电影 《安娜·卡列尼娜》,如电影版音乐剧 《悲惨世界》。这些经改编的世界名著,重新焕发出青春魅力,走俏市场。中国的艺术家当然不乏尝试,如陈凯歌的电影作品 《赵氏孤儿》 是根据传统经典京剧改编的,姜文的 《让子弹飞》 是根据当代作家马识途的小说 《盗官记》 改编的,还有如电视连续剧 《水浒》、电影 《原野》等等,这些影视剧也都源于传统经典,但最多在国内热闹一阵子,而迈不开走向世界的步伐。因此,我们在讨论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时,不能不考虑到现代化语境与国际化表达。这对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新兴大国,对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承的大国,是一个新的课题与挑战。

要有开放意识与文化自信

在现代化语境与国际化的表达中,我们往往会有一个明显的纠结,即文化主权的保护意识。

前些日子,在上海黄浦江畔的徐汇滨江由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美国梦工厂、香港兰桂坊集团共同投资开发的梦中心规划启动,计划在2017年建成,同时开拍 《功夫熊猫3》。中国的功夫、中国的熊猫为什么要让美国人来编故事?以前好莱坞还拍摄过中国的花木兰,也同样在国人间引起一阵轩然大波。这些传统意义上中国特有的主题元素被好莱坞拿去,拍成影片在全球上映。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扩大了中国的传播力影响力,还是沦丧了中国的文化主权? 在中国对这些问题很有争议。然而我们平时也常可以看到美国改编拍摄英国、法国、俄国的名著。为什么一接触到中国作品、中国元素就认为动了我们的奶酪,我们是否太小家子气了? 这些都是中国国粹,是传统中国独特的主题元素,这样的主题元素,让国外多种力量更多参与改编、传播,我们应该欢迎。文化尤其是优秀民族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在这一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往往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屏障。中华文化走出去应该突破这种屏障,如果能够借助好莱坞的力量,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何乐而不为呢?

对中国戏剧与文学作品的改编,国内外往往挑选的都是具备传播价值的优秀作品。无论是古典作品还是现代作品,都强烈浸润着中华民族的气息与风范以及核心价值,如 《红楼梦》 《西游记》 《水浒传》《三国演义》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 《牡丹亭》 《西厢记》 以及纷呈多样的现当代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一定高度,而且在思想上、精神上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质。因此,不管是谁去改编,不管赋予其怎样的现代化语境与国际化语汇,这些中国作品蕴涵的中国风格与民族风范,以及依附在这些作品里的精神气质会自然体现出来。这与丧失文化主权似乎沾不上边,毋庸杞人忧天。这一点我们要有民族文化自信,优秀作品其不可磨灭的族群烙印,不会因他人改编而轻易泯灭,它一定会顽强地透发出来。

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在现代化语境中进行

无论通过何种文艺样式来叙述中国故事,经典的演绎和改编一定要在现代语境中进行。它必定与改编者所处的具体时代、社会及文化环境相吻合。在现代科技资讯十分畅通发达的社会,传统的主题元素一定要经过现代社会发酵,才能为当今社会所接纳,尤其为青年人所接纳。中国经典的主题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传播过程做时代性的微调。如“荆轲刺秦王”这一历史故事,在《史记》 中表现了荆轲慷慨悲壮的侠士精神,而在陈凯歌、张艺谋等的艺术改编中,分别将这一主题做了新的诠释,或表现了荆轲人性化的心路历程,或表现荆轲对自身选择正当性的思索。而在莫言的改编中,则重新审视侠义与名利的关系。这种对经典的主题改编往往与现代社会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时代气息相结合。好莱坞改编的电影 《花木兰》 也是如此,过去仅仅是注重木兰替父从军、尽子女孝道、解父母危困的主题,而好莱坞又赋予其女性独立的时代新内涵。

上海国际艺术节曾引入不少版本的芭蕾 《天鹅湖》。但我发觉尽管旋律都是熟悉的柴可夫斯基 《天鹅湖》,对 《天鹅湖》 剧情的改编或演绎却各不相同。马林斯基剧院 《天鹅湖》 是比较忠实于原剧的传统《天鹅湖》,而德国莱茵歌剧院芭蕾舞团 《天鹅湖》 则隐约表达出一种母子恋的隐情,而蒙特卡洛芭蕾舞团的 《天鹅湖》则表现公主与私生女之间的纠葛,至于格林·墨菲的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 《天鹅湖》,则表现出戴安娜与卡米拉之间和查尔斯王子的争斗,同样的《天鹅湖》 各不相同版本的演绎非常有趣。这说明一百个《天鹅湖》 会有一百个版本,站在不同立场上,依据不同理解,对原著主题进行重新诠释与演绎,已成为一种经典剧目重新演出的普遍规律。这也就是隔多少年,我们就会对经典名著来一次复排和重拍的缘由,这绝不可能是原来意义上的重复,而一定有即时即地的时代阐释。

只有国际化表达,才能影响世界

2012年底,中国文学艺术界很兴奋,因为中国人百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圆了诺贝尔奖之梦。中国大陆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一时洛阳纸贵,也带动了一股文学热。当时研究莫言现象也成为一个热点。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莫言14个陪同名额,莫言将大多数名额给了翻译他作品的世界各地的翻译家。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作品能够为世界读者所熟悉、了解和喜爱,能够得到诺奖评委的青睐,离不开翻译家的功劳。

这就牵涉到中国主题的国际化表达。没有国际化表达,莫言走不出国门,也不会为世界所知晓,更谈不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语言虽然使用人数甚多,但还不是世界通用语言。要让世界了解我们的作品一定得经过翻译家的翻译。莫言的译者多是国外著名的翻译家,而并非中国翻译家,因此他们懂得当地人的欣赏习惯、欣赏眼光、欣赏角度,而莫言在翻译上也表现得十分宽宏大度。他甚至允许译者改变他作品的走向与结局。因为他知道,译者这样改编是为了让更多当地人能进入他的作品,并喜爱阅读他的作品,从而让经过翻译的莫言作品顺利跨越中西方文化心理的障碍与叙述模式的差异,成功进入西方的主流阅读语境。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认为,我们国内翻译往往注重的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表达,而国际译联强调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谢教授经过大量调研后尖锐地指出,我们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学》 杂志、《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几乎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们大部分躺在国外各高校的图书馆里,无人问津。

文学也好,其他艺术也好,我们已经有一批与国际接轨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对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起到了引领作用。今日的世界与上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不同,当年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已有了国际传播意识,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中国京剧展示给大洋彼岸的美国观众。

但这种单向传播的方式已不太符合今日日趋频繁的国际交流。

前年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旅法作曲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邀我共同去出席,聆听他的新作交响协奏曲 《万年欢》,这是他根据昆曲词牌编创的,担任小号独奏的是英国演奏家爱丽森· 巴尔松(Alison Balsom),陈其钢原本不认识她,只知道她在英国非常有名,在一次音乐会上,偶然听她演奏陈其钢的作品 《我和你》,于是他们相识了,她甚至成了陈其钢的追随者,因此也促成她成为了 《万年欢》 的首演者。

这场开幕音乐会由余隆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作为班底,著名大提琴家王健演奏柴可夫斯基的 《洛可可主题变奏曲》,著名音乐家谭盾指挥他作曲的 《隆里格隆》,著名钢琴家李坚与乐队合作的约翰·威廉姆斯的新作《谐谑曲》 等。这些优秀的中外音乐家无意中拆除了横亘在我们与世界之间的隐形藩篱,中国文化自然而然走向世界。

中国现在许多有思想、有造诣的文学艺术家们,都已经站在全球化高度,思考中华文化如何进行国际化表达与定位。谭盾在大都会剧院排演 《秦始皇》,请多明戈出演,同时请张艺谋导演,请上海的青年舞蹈家黄豆豆担任编舞。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来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时,陈其钢为他们专门创作了音乐作品 《走西口》。这曲有着浓郁中国西北部风情的音乐,由德国乐队演奏出来,别有一番滋味,成为该乐团在世界巡演的保留剧目。

中国文化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努力。在国际语境中,中国文化还是一种弱势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要向世界传播,是一种逆势传播,需要花很大努力。而这其中学会国际化表达是中国文化面临和必须补上的一课。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本文为国家文化部委托重点课题“国家文化软实力新视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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