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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文学如何先锋?

作者:傅小平   发布时间:2016年01月18日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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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1953年出生于辽宁锦州。当过农民、钳工。1982年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西藏,任记者、编辑。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曾是先锋派的开拓者之一,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者。代表作有《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上下都很平坦》、《虚构》、《旧死》等。2012年,携长篇小说《牛鬼蛇神》重返文坛,最近发表长篇小说《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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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雪,原名邓小华。195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原名邓小华,祖籍湖南耒阳,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1970年,进一家街道工厂工作,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当过赤脚医生、工人,开过裁缝店。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边疆》、《突围表演》等。2015年,获美国纽斯塔特文学奖、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英国独立外国小说奖等重要国际奖项提名。最近,出版长篇新作《黑暗地母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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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祖籍山东高唐,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自1985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后,接二连三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国际奖项。代表作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第七天》等,2015年,出版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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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原名童忠贵。1963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凭《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等作品,成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红粉》、《米》、《河岸》和《碧奴》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并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提名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蜚声海内外。2015年,凭《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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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出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格非于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鸟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群。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格非有英、法、日、意等语种的单行本在国外出版。2015年凭“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近期,作家残雪、格非分别推出长篇新作《黑暗地母的礼物》、《望春风》,几位曾经领文坛先锋的先锋作家近年来频频出版新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残雪、格非、刘索拉、徐星、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作家,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以创新为号召的“先锋文学”浪潮。三十年前,先锋文学如何发生?三十年间,先锋文学经历了怎样经典化的过程?在通俗文学大行其道的当下,文学如何创新?]

当下文学无法避开先锋的经验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这是个独有或者专有的词汇,虽然它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意识流、六七十年代而下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等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的产物,但我又不认同它只是西方文学渗入的产物。对此我已经在将近二十年前写过一本《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来探讨它的起源,认为是源于“文革”时期地下状态的启蒙主义写作,在早期它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则逐步置换为存在主义。在近三十年中,其精神与艺术的元素已经渗透到现今的文学之中,遁形于无迹,但却又成为了文学的骨血。

张闳(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的“先锋文学”含义模糊,时间、范围,乃至其特质,均难以界定,而中国的“先锋文学”则特指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一种文学潮流,而且往往以“先锋小说”为代表,其规模和代表性作家的构成,均有明确所指。甚至,文学研究界习惯性地以“1985年”为时间标识。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在当时就有所谓“85新潮”这样一个称谓。事实上,“85新潮”所指的并非仅仅是文学,而是发生在1985年前后整体性的文化艺术新潮流,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电影、建筑,以及学术文化。许多先锋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发表,实际上晚于1985年,如余华、格非,主要作品多在1986年之后发表,但倘若没有“85新潮”的对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冲击,他们的作品很难被发表。而一些早于1985年就已经写成的先锋作品,如马原、残雪等人的早期作品,大多写于1980年代初期,但也要等到“85新潮”阶段才发表出来。

先锋小说在那几年集中出现,并且大多在几份观念前卫的杂志——如《收获》、《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花城》、《钟山》等——上发表,呈现出一种“井喷”现象。“先锋文学”的重大意义在于,自从它出现之后,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路径从此改观。之后的写作,无论属不属于先锋派,都无法避开先锋文学的经验。

一两百年后只有鲁迅值得讲?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谈经典化是一个很危险的话题,对当代文学来说尤其如此。经典意味着要经历严格的时间筛选和不同世代读者的阅读检验。这一时间过程非常漫长,王晓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再过一百年两百年,可能现代文学史就只剩下鲁迅值得讲一讲了。所以现在无论是谈先锋文学的经典化还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经典化都为时尚早。

张清华:先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不存在“过早”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相对的,相比于托尔斯泰和鲁迅,可能马尔克斯与福克纳都经典化得“太早了”?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其实站不住脚。因为与莎士比亚和曹雪芹比,可能托尔斯泰和鲁迅也有点早了。这种比较是没意思的。你当然也可以“颠覆”——某种意义上经典就是供后人阅读、批评和颠覆的,但颠覆可能会反过来更加强和加速其经典化。我之所以看重先锋文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时代文学的精神难度、思想高度,也代表了在艺术探险上曾经达到远足之地——如果认真细读过、并且真正读懂了先锋文学,便一定不会对其有过于轻薄之论。单纯从“难度系数”上也说不过去,很简单,一个体操运动员一生所做过的最难的动作,便是他所达到的专业高度的标志;先锋文学在最低限度上说,也称得上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所达到的最高难度系数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它是无可回避、不可绕过的。

李浩(作家):对于所谓经典,我部分地认可卡尔维诺的标准:“一部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我更看中文学的内存品质,我更看中,它永远不被穷尽的丰富和复杂。对于所有“被经典化”的作品,我都会以这样的标准重新衡量。经典化,必须首先从文学质地和问题的重要性上来衡量,有时得抵抗其它因素的介入,之所以不得不将证实或者证伪的权力交给时间其理由之一恰因如此。我也愿意横向:将一百年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学”的大盘里比较和衡量。

有谁的写作是始终不变的?

孙甘露(作家):先锋作家写作转向,指向中国作家在写作时是更多继承传统文化遗产,还是更多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选择问题。试图接续中国文类传统的现当代作家如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林斤澜、阿城、何立伟等,文气思想,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融当下生活于传统意蕴之中,令读者更怀念他们的辞章之美。而那些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现当代作家,态度、立场、观念,着力于文本和现实的差异和歧见,以及拼音文字构词法的挪用,伴随着套用的外来语法,令词义和表达在唤起陌生化经验的同时,也像是句法和词义的错置,他们本着对现实对应物的深入的质疑,仿佛是一种语言的逃逸。

李浩:以我个人固执的偏见,我部分地认为,部分先锋作家的转向是种媚俗,他们被“强大”说服了,当然也可能是,他们的内趋力不够,被早早耗尽了。如果我不惮多出些恶意,他们之中,是否有些人,本质上就是追求光环,希望自己适度保持于风口浪尖,随着波峰之高低而做出的个人调整?当然,转向的某些合理性我也认可,譬如他们尝试变化,尝试对现实的切肤发言……在经历最初的草创期之后进行调整修正是我认可的,也是必须,这也是先锋性、创造性的内在诉求。必须要有不断的变化,任何因循、复制都是要警惕的,但这个调整,必须是艺术的要求,是冒险的要求。

张清华:先锋写作转向,一方面这是客观现象,另一方面又接近于一个伪问题——有谁的写作是始终不变的呢?同时又有哪一个作家会变成另外一个作家呢?任何写作者都在变与不变之中,不可能不变,也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余华写出了最为繁难的作品之后,又写出了最为简约和看起来“容易”的作品,他完成了自己的自我证明:即,我是那个写出了《世事如烟》和《现实一种》的人,但我又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才有意义。如果没有早期的“极难”来证明,后面的“容易”就显得可疑和缺少意义,反之亦然。先锋试验之后文学终于结出了正果。这要联系起来,历史地看,才会有正确的看法。

杨庆祥:第一,先锋作家的转向是现实语境改变的自然结果,不要说先锋作家,中国绝大部分作家都没有处理好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第二,韩寒和郭敬明根本就不能算先锋写作,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媚俗的写作之一,恰好是先锋文学需要反对的。先锋文学实际上只是一个圈子文学。但这并非是先锋文学的缺失,因为先锋的含义本来就意味着远离大众。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觉得先锋作家后来一窝蜂“转向”,表明了他们美学上的不彻底性。

先锋言说可打破文化硬茧

张清华:截至19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先锋文学作为“运动”即告终结了。之后的创作更多地成为个人性的现象。好像先锋文学没有给俗文学留下空间——请注意,八九十年代没有给俗文学留下空间的不是先锋文学,先锋文学也是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冲开了一角;而今,则差不多是俗文学不给先锋文学留空间了。先锋文学的遗产之一,是告诉我们中国文学依靠什么、如何走向了世界。如今他们已经走向了世界——莫言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最根本的,我以为就是,他们用了世界性的、人文主义的眼光,来讲述属于中国人的故事,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反思。当所有写作者和读者享有这一切的时候,不要忘了那些当初的开拓者。

张闳: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需要通过一种全新的、创造性的,有时是颠覆性的言说。唯有这种激进的先锋言说,方可以打破文化的历史硬茧,刷新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经验,并使历史的经验得以充分的表达。被充分表达过的经验,才可以真正进入到文化当中,成为文化生生不息的养分和动力。先锋文学是一次重要的表达尝试。而其所开启的文化的现代性变革,尚处于未完成状态。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创新精神。当一个时代的文化归于沉寂和软弱无力的时候,这种创新和变革的冲动,就会被激发出来。或者说,有生命的文化总是处于这样一种未完成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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