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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需要文学书写

作者:党云峰   发布时间:2015年12月29日  来源:党云峰  

沈从文之于楚文化、李劫人之于蜀文化、赵树理之于晋文化、莫言之于齐文化……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无不打上文化地理的烙印。中国作协、作家出版社近日就文化地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召开研讨会。与会人士认为,文化地理尤其是地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突破,需要作家的文学书写。这既是文学的根基之所在,也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印记。文化地理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既包括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也包括传统文化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历史、风俗、方言等。地域文化作为作家的生成背景与最初的文化接受源头,是探讨作家创作的重要参照维度。

以小说形式留住传统文化

湖南作家李怀荪历时1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湘西秘史》以湘西浦阳镇两大家族的恩怨情仇为主线,抒写了清代末叶浦阳镇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图景,生动再现了百年前一个神秘而真实的湘西。这部作品不仅折射了百年湘西的市井百态,也反映了一位数十年从事湘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的人生历程。

《湘西秘史》是李怀荪数十年民俗文化积淀的成果,小说中的人物个性在民俗中得到渐次彰显,同时通过人物事件的复杂关系,再现了南方特别是湘西一带巫傩文化的神秘与深邃。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评价说:“《湘西秘史》是我们认知当下小说创作中虚假浮华问题的一个路标性作品,它体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像我们踩在脚下的大地一样真切、朴实的东西。”

李怀荪早年从事戏剧、文学创作,先后奔走于湘西各县。为了搜集湘西历史文化资料,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地理民情,他跑遍了沅水中上游(包括湖南、贵州、湖北、四川毗连地区)所有的县,有的还去过两三次,做了几百万字的笔记。其间,他还曾沿着沅水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考察,来了解湘西人的水上生活。“为了解沅水流域各地码头的状况,曾经花了17天时间从托口古镇顺江而下到达常德市,考察放排工人到达常德以后的生活状况。为了采访‘飚滩’的‘滩师’、潜水的‘汨师’,在沅陵的青浪滩住了一个月。”李怀荪说。

“梅山虎匠”“目连戏”“送瘟”是在湘西流传了千百年的渔猎、戏曲及民俗文化,如今都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有的已经无法延续,只能留在湘西的记忆里,有的则作为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留存。李怀荪回忆起若干年前的一件事:“那时候熟知辰河目连戏所有剧本和排场的只有一位80多岁的石玉松师父。1984年9月,我到石师父在农村的家中,住了一个多月,记录了辰河目连戏所有的剧本和排场,就在我离开石师父家中20天后,老人便过世了。把这些古老的文化展现在小说里,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流传于后世,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不能被标签束缚住创作思维

从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兴起至今,作家多从文化史迹、文献史实、人文印记中探寻地域文化,挖掘其文学价值。经过多年的提倡与解读,如今读者看到众多贴着地域标签的作品时很难产生共鸣。评论家李国平表示:“现在一说起陕北文学,似乎路遥就是典型或者唯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路遥的叙述空间,主要集中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是相对典型的规范化的叙述方式。在路遥之后,关于陕北文化地理的文学书写,大部分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沿袭着路遥模式。但是,在路遥的符号之外,关于陕北这块土地上生命的书写,实际上还有巨大的空间。”

作家龙云在出版长篇小说《女人红》之前,还出版过《信天而游:陕北民歌考察笔记》,不仅对陕北民歌发生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促成变革的因素进行了阐述,同时对陕北民歌的主题元素、音乐魅力、历史传承等进行了剖析。这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文化地理背景是龙云有意识的追求,他力图在作品中表达一种历史感,并用知识转化为文学性表达。评论家雷达认为:“作者的叙述中有民间的故事、眼光和韵味。《女人红》是龙云长期研究陕北史形成对小说的一种渗透,信天游的巧妙运用,使它产生了一种如同叙述诗的风格,从而形成和别的小说完全不同的品质。它几乎囊括了近代陕北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作为背景,写了这片土地近百年的风雨沧桑,并很自然地糅为一体,这恰恰是先前一些小说家的创作中所没有的。”

“龙云的《女人红》在对陕北的书写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路遥模式的一部延伸之作,是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历史空间和意义空间的一部作品。”李国平说。

厚土上筑起大厦

地域文化对文学发展一直有时而隐蔽、时而显著的影响,这不仅影响了作家个人的思维方式、气质脾性、审美志趣,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于是产生了陕军、京派和海派等地域文学概念。文学的地域性具有根系的作用,它能部分地决定作家的创作特色、文学含义和成长高度。

评论家王鸿生提倡创作要去文人气,作品中的语言、材料需要从生活、历史中重新发掘,而又不带有古董的感觉,不能当成考古对象,文学就是要活生生的。学者汪辟疆曾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写道:“若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上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文学的启迪下兴起,但就某个作家来说,其创作同时也受到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的熏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创作追求。当一个作家置身于地域色彩很强的地方时,这是他的有幸,也是他的不幸。地域既是一个载负希望的方舟,也是一个需要突破的囚笼。作家与地域的关系是互动、相互促进的,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文艺作品。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表示:“强烈风格化的同时应该还有一个度的把握,很多希望通过风格化标识来达到小说的效果的作家,都需要处理同一个问题,即极度的民间或个人的语言习惯,和文人本身描述习惯有效融合起来。”如今,随着社会信息化步伐加快,区域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作家关注的话题趋同,需要以更多的突破来实现文学理想。作家心存传统文化、坚守文学底线、直面社会问题的风骨不会变。通过一定地域文化的文学表达,向时代奉献带有泥土芳香的文学作品,表现出其文化个性的多元、丰富和现代生命力,是作家的责任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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