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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遇上生活

作者:王珺   发布时间:2015年12月02日  来源:中国教育报  

1965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时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安徽省寿县进行了一次文学阅读情况调查,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重要的“文学生活”调研活动。调查对象为安徽寿县九里公社花园、九里、周寨和陡涧四个大队77名社员,调查目的是了解农村社员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评论情况,调查者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寿县九里公社劳动实习队。

半个世纪之后,山东大学教授谢锡文等作为《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成员,两度前往安徽寿县,寻访当年接受九里公社“文学生活”调研的部分当事人,基本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最具权威性的文学研究机构首次进行的中国社会“文学生活”调查之情形,为理解当年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学生活”状况,认知当下中国社会“文学生活”的真实面相,厘清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独特的研究样本。

何谓文学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文学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着?山东大学温儒敏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用行走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

聚焦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

专门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不是关注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等这些专业性的活动,而是关注以往较少被重视的方面,即“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说,是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温儒敏教授说,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

“研究、评论莫言及其作品的文章、专著不少,大都是围绕莫言的创作而发生的各种论述,极少有人关注普通读者如何阅读与‘消费’莫言、以及莫言在当代国民的文学生活中构成了怎样的影响。”在“文学生活与当前文学新视野”学术研讨会上,温儒敏以莫言研究为例,说明“当下的文学研究有点陈陈相因,缺少活力”。他认为,所有研究都落脚于作家作品的评价,未免单调。正是众多普通读者的反应,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这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

普通人也有文学生活吗?尤其在阅读日益碎片化的当下,文学似乎显得愈发遥远。

“每一个当代普通人都有各自的文学生活。每天接触报纸、互联网、电视或者其他媒体,其中可能会有文学作品,或者涉及文学,每个人都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文学生活。”在温儒敏看来,“文学生活”是很普遍的生活。

普通人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文学生活的呢?

温儒敏指导山东大学一位硕士生做《知音》的研究,“有些调查数据令人吃惊”,他说。这份杂志1985年创刊以来畅销不衰,现在月发行量号称达到600余万份,居世界综合性期刊第5位、全国各类杂志第2位。让人好奇的是,什么人在读《知音》?调查显示,30多岁的中青年女性居多,公司职员居多,受教育水平则以大专本科毕业为主(66.7%)。温儒敏兴味盎然地说:“如果能跳出来看《知音》接受现象,可能会对当下文学类型的分化、媒体介入带来的审美变化,以及部分社会精神现象都有新的了解。”

早在2009年,温儒敏就提出研究“文学生活”,主张走向“田野调查”,了解普通读者的文学诉求与文学活动。2011年他到山东大学任教,文学院的同事们认为“文学生活”这个提法有新意,可以作为调查研究的一个题目推广开去。此后便有了这个引入社会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的眼光与方法的文学生活研究,它像一扇窗,推开,风光无限。

深度接触读者使研究更扎实

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文学生活主要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范围是很广的。基于此,该研究确立了《当前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接受调查》《网络文学和多媒体文学调查》《当前社会文学生产的实证研究》《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研究》《当前社会的非主流生态研究》五个子课题。

然而,文学阅读和接受的范围非常广泛,秉持什么原则进行调查?据主持《当前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接受调查》的山东大学教授贺仲明介绍,一是选择典型受众群体,即具有代表性,最能体现文学与社会关联的群体。他们重点选择了农民工、大学生、作家、中小学生等群体;二是以问题为中心,如郭敬明对中小学生影响很大,是当前文学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他们就带着问题调查了相关群体;三是将文学接受与文学生产结合起来,如他们选择《收获》《时代文学》两种纯文学期刊,以及《读者》《知音》等亚文学期刊进行调查,考察它们的文学接受理念和相关措施。

对农民工的阅读调查最初是在课题立项之前进行的,“农民工文学阅读比例高于整体国民水平”这一结论当时引起较大关注。以此为前提,课题组对农民工文学阅读进行了再度调查和研究,发现农民工文学阅读数量较高的客观原因在于其物质条件较差、缺少电视等娱乐设施。两次调查结合起来看,结论更全面,也更让人反思。

通过调查数据问卷、个体访问、网络调查等多种方法深入重点人群,学者们得到了在书斋里得不到的东西。

《关于郭敬明作品在大中学生中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显示,当下有93%的中学生知道郭敬明。了解郭敬明的主要渠道是阅读郭敬明的作品及其编辑的书刊,其次是通过电视、网络、同学朋友介绍等。有受访者谈到,在中学校园,几乎人人都在看郭敬明的作品,谈论郭敬明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但很多学生对郭敬明的大红大紫难以理解,都在从众心理和好奇心的推动下阅读郭敬明的作品。为何会出现“郭敬明热”?从文学角度看,郭敬明会讲故事,其作品多写青春校园的曲折离奇故事,与校园现实生活有距离,甚至有意“对抗”当下的教育,使得青春期有些叛逆心理的中学生颇为向往。而其“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文字,对于中学生来说又有独特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动中学生参与文学生活的积极性,但是过度模仿也使“郭敬明热”显得复杂。温儒敏遗憾地说:“这也是千百万中学生的文学生活,是值得研究的题目,可惜我们关注不够,我们很少能真正重视并且进入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媒体时代折射文学生活新变化

与以阅读纸质书为主的传统文学生活相比,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学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山东大学联手北京大学张颐武、邵燕君等学者对网络时代的文学生活与文学进行了考察,以起点、红袖、晋江、豆瓣为中心,对文学网站生产机制与粉丝文化进行了研究,对微信自媒体的文学模式进行了分析。

“既然文学与生活扯上了边,问题的答案就不能单从文学的路径寻找而应当更多求诸于社会学领域。”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唐锡光如是说。

《高铁乘客移动阅读情况研究》课题组走进G184次列车,调查乘客在列车上的阅读情况。调查显示,移动阅读作为新兴科技的产物,消费族群以年轻人为主,移动阅读成为高铁上的普遍现象。该调查以高铁列车为田野点,将乘客的移动阅读作为研究课题,有助于理解移动阅读乘客的主观选择方式和阅读感受,借此可以了解移动设备如何影响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与阅读习惯的改变。

温儒敏认为,文学生活研究应特别关注媒体时代的变化。他指出,以网络为载体的新的文学生活方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以印刷为载体的文学生活方式。具体表现在,现在的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受众,他们有更多机会、更主动地参与创作活动,这直接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传播。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也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话语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文学的创作、运行机制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完全不同。在今天,某种意义上纯文学成为中产阶级的装饰品,因此茅盾文学奖等大奖使纯文学的能见度提高。纯文学的读者是小众但稳定的人群,新一代读者和纯文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影响他们的是类型文学、网络文学。因此,他说,对文学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参与文学生活课题的学者们表示,作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结题了,但与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学研究之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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