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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学初来中国50年

作者:江丹   发布时间:2015年11月04日  来源:济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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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1933年2月,蔡元培、宋庆龄、鲁迅、萧伯纳、史沫特莱在上海的合影。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被一再改编,BBC版是公认的经典版本。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英国,在演讲中引用英国作家名言,并谈及自己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经历。不少人因此将目光聚焦英国文学。其实,英国文学在中国并不陌生,早在1930年代,英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便有过一次中国之行,钱钟书、老舍、张爱玲等都是英国文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在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借鉴学习的最初50年里,英国文学是一门重要课程。

萧伯纳来中国

1925年,英国戏剧家乔治·伯纳·萧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是“他的作品表现了理想主义与博爱,其中促人深思的讽刺时常充满了富有诗意的新奇之美”。无论是“理想主义”、“博爱”,还是“讽刺”,在“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文化界,这些都是颇为流行的关键词,可以想见,萧伯纳和他的作品在中国有多流行。早在1919年,茅盾便在《中学生杂志》上介绍过萧伯纳,后来在创办《戏剧》杂志时,更是将萧伯纳的观点“戏剧不只是娱乐的工具,而是净化思想的工厂”作为办刊宗旨,还有人将他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搬到上海的新舞台。

在预热流行十几年后,萧伯纳在环球旅行途中受邀来了一趟中国。1933年2月17日上午10时,萧伯纳乘船到达上海杨树浦码头,上岸停留了8个小时。对于久仰这位大师之名的文化界来说,这一天必定是忙碌且热闹的。当天一大早,包括林语堂、邵洵美在内的数百人手持旗帜、横幅,翘首以待,“欢迎革命艺术家萧伯纳”、“欢迎和平之神萧伯纳”。这天中午,宋庆龄在她位于莫里哀路29号的寓所内设宴招待萧伯纳,同时赴宴的还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以及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当午宴进行到快一半的时候,鲁迅临时接到蔡元培的信匆匆赶到。

这天下午两点半左右,文化界又为萧伯纳办了一场欢迎会。萧伯纳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回答了包括“先生为什么不吃肉”这样的问题。鲁迅后来曾经如此评价这场欢迎会上萧伯纳的遭遇,“萧又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质问,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又回到宋庆龄寓所的花园草地上,继续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中西文化差异以及东方被压迫民族如何谋出路的诸多问题,然后又参观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当时的抗战名将翁照垣还托人向萧伯纳赠送了一本自己写的英文版《淞沪血战回忆录》。晚上6时许,萧伯纳返回轮船,继续北上,途经秦皇岛、天津之后到达当时的北平。早在到达北平之前,萧伯纳便想着飞游长城,结果到达北平之后发现长城已经失守,最后匆匆离开。

值得一提的是,萧伯纳的上海之行几乎是被动的,被动地接受邀请,被动地参加了诸多活动,最后对上海的评价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如果说萧伯纳主动地去接近过中国文化什么,那便是这位戏剧家提出与梅兰芳见面。在他这次访问的前几年,梅兰芳刚刚访美演出,盛况空前。

张爱玲钱钟书的英国渊源

萧伯纳来中国的这一年,张爱玲只有13岁,开始学英文,看英国文学,首选当然是当时在中国流行的萧伯纳作品,父亲的书房里有萧伯纳的《心碎的屋》,家里订阅的杂志《小说月报》上刊载着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

英国一直是张爱玲人生计划中的一个目的地,尽管她从未抵达过。在张爱玲的童年印象里,“英格兰”三个字便意味着“蓝天下的小红房子”。少年的张爱玲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这是一所教会女子中学,课程分为中文部和英文部,其中英文部包括英语、数、理、西洋史等科目,全部使用英文课本,大部分由英美籍的老小姐担任教师。在张爱玲的人生规划里,英国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私语》中,张爱玲曾如是写道,“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加上曾经留学英国的母亲的影响,那时候的张爱玲计划考伦敦大学,并成功获得录取资格,结果因为战事未能成行,只能改读香港大学。

1945年4月的《天地》月刊第19期上有一篇张爱玲的《我看苏青》,她在里面又一次提到了自己的计划,“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那时候的张爱玲每一门功课总是考第一,为了练习英文,连信也用英文写。但是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被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

比张爱玲年长的钱钟书最终到达英国,就读牛津大学,专业是英国文学。在牛津大学期间,钱钟书阅读过英国文学,涉及中古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以及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文学,涉及120多位英国作家。他定下课程表,按照文学史的顺序,阅读一个一个经典作家的作品,其中主要作品则一部一部从头到尾细读,做好读书笔记。

之所以能够去英国牛津大学念书,得益于庚子赔款公费留学。从1933年到1944年,英国庚子赔款留学生考试,一共举办了八届,派出学生177人。这是当时中英文化互动的一大渠道。

在去英国之前,钱钟书便早已对英国文学研修已久。1926年,清华大学成立西洋文学系,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了解西方文明”,“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熟西方思想之潮流”,“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据钱钟书的师弟、这个系1930年级的学生季羡林回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实际上是以英国文学为主,教授、不管是哪一国人,都用英语讲授。但是又有一个古怪的规定:学习英、德、法三种语言中任何一种,从一年级学到四年级,就叫什么语的专门化。德文和法文从字母学起,而大一的英文一上来就念J·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可见英文的专门化同法文和德文的专门化,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钱钟书于1929年至1933年就读于此,四年修习包括英文、西洋通史、莎士比亚、西洋文学史在内共33门课程,成绩优异。

当时的另一位文学爱好者和创作者老舍,喜欢的则是另一位英国文学家康拉德。他曾毫不掩饰地表达过他对这位英国文学家的喜爱和敬仰,在1935年11月上海《文学时代》月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喜爱的作家——康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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