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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修辞立诚

作者:任艺萍   发布时间:2015年10月23日  来源:人民日报  

对文艺创作者而言,说真话的批评家才是“诤友”,经过真实批评的切磋琢磨,作家艺术家能够获得更加正确清晰的自我认知,不断精进自己的艺术;对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而言,真实的批评能够提供准确的文艺“导航”,发现美的作品和作品之美。心存公众,修辞立诚,坚持说真话、讲道理,正是文艺批评终而不易的宗旨

近年来,对于文艺批评的批评不断见诸报章。其中诟病最多的,就是批评变为捧场、炫技或酷评。诸如,面对一部水平一般的作品,千方百计寻找赞美的角度,研讨会变成了“邀捧会”“站台会”;某些学院批评成为无视作品、操练概念的炫技场;更有甚者,为了吸引关注作异好奇,任性酷评甚至谩骂恐吓。文艺批评遭遇的这些诟病,归根结底,在于背离了修辞立诚的古训,失却了说真话、讲道理的职业操守。

《易传》所言“修辞立其诚”是千百年来中国立言者信守的古训。它意味着立言者要说真话,更要矢志穷究天地间的真理。文艺批评家作为时代重要的立言者,修辞立诚,说真话,讲道理,原为常识,当无异议。

诚实无伪说真话,是做人的准则。文艺批评作为社会公器,其传播影响的范围更大,说真话尤为重要。

对文艺创作者而言,说真话的批评家才是“诤友”。经过真实批评的切磋琢磨,作家艺术家能够获得更加正确清晰的自我认知,不断精进自己的艺术。正是因为明白此间的道理,沈从文对朋友冯文炳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的情形下,是完全失败的一个创作”;别林斯基则敢于在一片反对声中提出真诚热情的赞扬,使果戈理更加坚定于批判现实主义立场,创作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之作。三国的故事在说书唱曲的民间流传中,不断从听众真实的反馈和批评中调整,经过无数的修改加工沉淀,经罗贯中之手最终定型。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其他三部作品的成书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可以说,那些直言不讳的真实批评与创作者一起成就了经典的不朽。

批评的功用完全建立在说真话的基础之上,舍此,批评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今天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公信力遭遇危机,问题也在于此。某些文艺批评囿于圈子、人情乃至红包,放弃说真话的职业底线,无视作品的客观实际,吹捧造势,将文艺批评降格为软文,自然失信于广大受众。长此以往,读者观众看不到作品的真实评价,创作者也看不到真实的反馈,精神传递异化为无关艺术水准、无关精神品质的金钱买卖。

对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而言,真实的批评能够提供准确的文艺“导航”,发现美的作品和作品之美。鲁迅提出批评家要为读者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其目的正如美国批评家艾略特所说,“解释艺术作品和培养审美感”。对于这两位的观点,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给出了最好的例证:在南朝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庾肩吾《书品》等传神的点评中,后来人感悟到诗人艺术家的风格品性、方圆短长;金圣叹提出《水浒传》令人百读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道出了人们心有戚戚而未能言的小说妙处所在,读来令人拍案服膺。正是这些真实有效的批评,为后人奠定了一个艺术的图谱、经典的秩序。

好批评绝不仅仅是作品好坏的简单评价,因而文艺批评不仅要说真话,还要讲出好之为好的道理。正如批评家李长之所说,衡量一个批评家是否称职,不只要注意“他批评的是什么”,还要注意“那意见是出之如何的方式”。

对于作品的“生身父母”而言,重要的是说清楚作品好在哪里,为什么好,何处有不足,改进的方向又在哪里。脂砚斋在《红楼梦》评点中不但敏感地指出小说人物刻画之精妙、谋篇布局之用心,而且替作者总结了创作经验。有人统计,在戌本中,脂砚斋先后点出草蛇灰线、空谷传声、烘云托月、背面敷粉等40余种“奇书秘法”,把感性和偶然的创作经验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总结。也正是通过这样讲道理的方式,批评家以其独到的体验和发现,回应了普通读者的疑问、好奇和对美的探询,让人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艺术感受力在潜移默化中得以提升。

讲道理首先是一种专业态度。文艺批评是面向公众的文艺对话,尊重文艺作品、尊重说话对象,才能形成有效的交流。如今传播媒介已经大众化,针对文艺作品发表观点的渠道很多,可也正是因为碎片批评易得,那种真心诚意地研究作品、讲求章法的文艺批评尤为可贵。与此相反,当前的一些媒体批评缺少必要的阐释能力,又急功近利,不惜以简单粗暴的谩骂赚取“注意力经济”;而某些“学报体”批评缺乏读者意识,不愿意俯下身来对作品进行细致的解读,于是堕落为堆砌理论概念的学术黑话。这两种批评之所以被人唾弃,归根结底在于缺乏专业的批评态度,把文艺批评异化和工具化。

讲道理还是一种能力。它要求批评者对艺术和生活具有细腻的感受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体味艺术作品的用心,一针见血地抓住作品的要害,指出问题所在。《文心雕龙》曰“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就是说批评家要有能力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从作品的艺术语言中发现问题、读出意味,发现作者的内心世界。除此以外,批评家还要有知人论世的能力,通过“以意逆志”的文本解读,“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艺术是精妙的匠心独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将敏感发现辅以言之成理的表述,方能获得心灵的感应,在众声喧哗中荦荦秀出。

讲道理还需要扎实的理论训练。缺乏感性体验自然无法进入作品,仅有感性体验充其量只是一个“合格的读者”,而对文艺评论家则有更高的要求。文艺理论是人类艺术经验的思想提炼,理论训练能够提升文艺批评家的思考深度和认识宽度。不经过必要的理论训练,文艺批评容易变成个人化、印象式的言语碎片,失去其作为公共知识话语的功能和价值。当前的文艺批评者尤其需要吸收中国古代和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优秀成果,锤炼自己的理论素养。中国古代的诗文批评讲究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这种“讲道理”绝不把直白的个人判断简单地甩给读者,而是苦心孤诣地再造诗境,让人参透作品的意境。西方文艺理论则通过建立起一套哲学话语,以此为坐标发现问题、阐释文本,因此更强调批评的完整性、科学化和思辨性。在全球同此凉热的当下语境中,文艺批评要讲好道理,学贯中西的理论训练必不可少,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过程不可回避。

当前,我们能看到虽然数量不多但仍然恪守节操的批评家,他们的听众可能不多——我们无法想象一篇文艺批评能获得与热门网络小说相当的点击量——却收获着真实的倾听、信任和反馈:也许创作者碰巧读到评论,被其中的观点所刺痛,决心在下一部作品中克服不足;也许批评成功说服了政策制定者,对公共文化政策起到了关乎全局的修改,而文化生态由此产生了微妙的蝴蝶效应;也许文学系的教授认同作者的观点,将作品引入课堂,甚至编入教材;更可能的是,普通的读者被批评所影响,接触了他们原本可能错过的一本好书、一首好歌、一部好电影。这一切的前提都是:批评者以对公众负责的态度,讲出真实独到的见解。

如果把视线聚焦当下,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文学艺术正在更新换代,新一辈的文艺人正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开始了艺术的攀登,而一批学术训练扎实、文化视野宽阔、公共意识强烈的年轻批评家也逐渐发声。一切都在孕育之中。但消费的狂热、资本的强势、现象的复杂、舆论的多元,也对文艺批评构成了新的挑战——也许,从来就没有轻松的文艺批评。文艺评论家本身也并无特权,他的公信力是通过其自身迎着种种困难主动承担、努力克服而建构起来的。从普通的批评者到具有公信力的批评家,要经过艰难的跋涉,而心存公众,修辞立诚,坚持说真话、讲道理,正是文艺批评终而不易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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