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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家乡温州讲述疼痛中的希望

作者:孙竞   发布时间:2014年04月23日  来源:  
 
3月22日籀园讲坛现场,热情的读者纷纷购买了张翎新书《阵痛》。

作家名片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煤炭部某机关任英文翻译。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多伦多市,曾为加拿大注册听力康复师。

九十年代中后期,张翎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等。小说曾多次获得包括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时报开卷好书奖、《红楼梦》全球海外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六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其小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1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首。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执导),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上出版发行。

温州日报记者 华晓露/文 刘伟/摄

“在我进入成熟期后,我觉得,为所爱的事和人而卑微地活着,以佝偻甚至匍匐的姿势为他们维系生存空间未尝不是勇敢,甚至比勇敢更勇敢。女性的隐忍里就蕴含着这样的力量。”

——3月22日下午,温籍著名作家张翎做客温州市图书馆籀园讲坛,她通过自己的作品《余震》《阵痛》,讲述“女性的隐忍和力量”。

李元妮、王小灯、上官吟春、小逃等这些张翎笔下的女性,是在小说定格的乱世中,隐忍的一群人。至于何为乱世,张翎的理解是:“乱世的天是很矮的,人是不能在这样的天底下站立起来的,所以人要学会一种姿势,就是必须蹲着、跪着,或者是爬着。女性要以这样的姿势活过所有的艰难困苦。她们不同于男人的高呼呐喊,她们的方式就是隐忍。”

“‘痛’通常是

我灵感萌动的预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个女人,一生有过11次孕育经历。她是张翎的外婆。“乱世里,有一个柔弱的女人,她的一生都在爬行,爬过各种各样的瓦砾,爬过各种各样艰苦的路程。”这是张翎这么些年来,时不时会想起的一个画面。

时钟拨至在加拿大身为听力康复师的那几年,张翎说:“我对战乱、创伤、疼痛的感受,有别于他人。”

张翎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在她刚成为实习听力康复师时,她接待了一个外表看起来很健硕的五六十岁的白人男子。那个男子见到她的时候,突然发出一阵恐怖的叫声,张翎当时感觉天花板都在掉渣。原来这是从朝鲜战场上退役的老兵,曾在战俘营里待过一段时间。从此,当他见到穿白大褂、亚裔的面孔时就会发出类似的声音。而当时离朝鲜战争结束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于是,张翎开始思考这样的话题:内心的创伤是一样外表看不出来的东西,它会在你的内心存活很久。

一张老照片,有关唐山大地震,一群被教育成“无泪”的地震孤儿把一种“精神疼痛”嫁接到张翎身上;从懂事开始,前辈们在艰难困顿中生儿育女的“生命疼痛”也牵着张翎的心。

张翎说,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里说过,在战乱中每一次暂时的离别都有可能成为永别(大意)。而这种天灾人祸导致的断裂和分离,最让她感觉揪心。

这份揪心和多元疼痛相撞之后,张翎以独有的讲述疼痛、隐忍的方式,进行直击地心式的深度写作。于是就有了《余震》和《阵痛》这两部“疼痛”作品。

正如张翎所言:“痛,通常是我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从《余震》到《阵痛》

不仅写‘痛’,更写‘希望’”

在天灾和战乱里,女性以其特有的隐忍和柔韧,背负起了因男性缺席而留下的重担,一代接一代地传承着生命的希望…… 在《余震》和《阵痛》中,母性的坚忍不拔足以洞穿一切苦难困窘。悉数自己笔下的女性,张翎感叹:天塌地陷中,男人无处可寻,柔弱的小女子,跪着躺着撑起了一天一地的支离破碎。

《余震》中有一对母女,王小灯和李元妮。

女儿王小灯在面临灾难时,遭到了亲情的缺席和“背叛”,她的信仰瞬间倒塌;母亲李元妮在灾难后,要承受起死人留下来的所有负担和活人扔给她的情绪垃圾。

疼痛,连绵不绝。希望,隐隐存在。

同《余震》一样,《阵痛》依然是写痛——家国之痛、女人之痛、生命孕育之痛、乱世中成长之痛。

初见《阵痛》这本书的封面,有种无限延伸的痛感:一片猩红的色彩中蕴含着一朵鲜花,而内封是一棵蓬勃生长的树。张翎说,这个设计可能让人产生这样一种联想:女人的阵痛预示着生命的诞生和成长。

书中,上官吟春和孙小桃这对母女的血脉里,似乎涌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按照张翎的解说:她们在遇到她们生命里所挚爱的男人的那一刻就已经是母亲了。

如果说,《余震》结尾处的“母女相认”是张翎丢给自己和读者的“止疼片”,那么,《阵痛》就是她走进母系家族70年历史的深处,以女性个体生命在灾难中生育的“阵痛”隐喻,破解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历史“阵痛”之谜。

“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关于经历的,不如说是关于希望的。在乱世里,最后能够活下来的总是女性,因为女人会为爱卑贱地活着,‘希望’永远在心头悸动。”张翎说,《阵痛》里的女人们不仅独自孕育孩子,她们也独自孕育着希望,她们总是希冀她们的孩子会生活在太平盛世,又在太平盛世里生下她们自己的孩子。这个希望看起来很卑微,但却是人类得以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的基石。

“在我看来这就是《阵痛》这部小说的主题。”张翎分析,在《阵痛》里,女人的隐忍不是消极被动的隐忍,真正让她们能够在隐忍中活下去的力量,就是这种看似平凡卑微的希望。

“写作是我回家的方式”

“谢池是一条巷的名字。你若拿一把圆规在小小的温州地图上画个圈,谢池巷就正正地落在了那个圆心上……”在讲座现场,张翎朗读了《阵痛》中几段有关温州元素的篇章。兴之所至,还唠上几句娴熟的温州话。

张翎自嘲说:“几年前,在大街上随意问一个人张翎是谁,恐怕没有人知道。但是如果现在在大街上随意问一个人张翎是谁,恐怕——还是没有人知道。”她认为,大众认识她,更多的还是通过她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而不是她的文学作品本身。她更希望大家通过阅读认识、了解她。

旅居海外多年,张翎的足迹印在了卡尔加里、辛辛那提、明尼阿波利斯、温哥华、多伦多等地,但是她的作品始终流淌着故土情思,像《交错的彼岸》《雁过藻溪》《邮购新娘》等等。这些作品将温州乡土、温州人精神等温州元素一一收纳。

在3月22日的讲座上,有读者向张翎提问:“在外多年,您为何对温州还有那么深的情感?”张翎说:“无论我到哪里,有两样东西是不用刻意去记的,一样是母语,一样是故土。”

张翎注意到,近十几年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多位都不在自己的出生国写作,但他们书写的,大部分是关于故土的小说。在故土之外书写故土似乎是人类迁移历程的反映。2008年诺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过这样一句话:“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 意思是说当一个作家的身体离故土越来越远的时候,他的创作灵感却会带领他一次又一次通过书写来回归故土。张翎也觉得,无论用哪种语言写作,漂流者的声音却始终是关于故土的。

“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回家的方式。”张翎说,现在人们口中的故土,不见得是脚下的那片土地,城市化的发展早已让印象中的故土成为记忆。但只要记忆还在,故土家园就还在,而书写正是保留记忆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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