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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退稿记

作者:舒晋瑜   发布时间:2014年02月24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苏童:大学期间,从不热心公益的他,主动提出保管信箱钥匙,为班级服务,从此谁也不知道自己又被退稿了。

阿来:当年《尘埃落定》写出来,用他的话说,“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结果怎样呢?“有回信算好的,大部分石沉大海。”

墨白: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竟收到了48种文学期刊的138封退稿信,这不包括那些铅印退稿信。

1797年,简·奥斯汀的父亲将她名为《第一印象》的书稿投递至凯德尔公司。傲慢的小凯德尔将书稿原封不动地退回,未拆封而且连一句附言都没有。当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16年后经过修改润色的书稿以《傲慢与偏见》为名成功出版,成为世界文坛不朽的经典。古今中外退稿的事情不胜枚举。或者现在的网络写手已经不存在“退稿”了,但是当今天成名的作家回首当年退稿的经历,却将其视为自己一生的宝贵财富。——舒晋瑜

苏童:1986,一个倒霉蛋文学青年的命运被改变

1980年,苏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经在中学里作文最好的苏童,大学里不再显山露水,因为很多人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在苏童的印象中,有位要好的同学读过很多外国文学,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创作园地,诗很短,短到只有一句话:“产房——在太平间的天花板上”。苏童非常感慨,一句话也成诗,生与死说得那么透。他暗暗对自己说:“你还不行!”

当时几乎每个大学生都在写作。用苏童的话说,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所有的有文化的青年,写作的百分比很高。80年代有一句著名的话,作家王蒙告诉文学青年“不要挤在文学这条羊肠小道上”。在那文学狂热的年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苏童所在班级的40多个同学,有十几个人都在或公开或秘密地投稿,同学们发表作品的消息不断传来,今天有同学在人民日报副版发表文章,明天有个说文章在《新疆文学》发表,这些消息成为苏童写作的动力,他每天都在写,一天五首诗歌,四处找刊物通讯地址往全国各地发,希望能够发表。当时,只要写上“邮资到付”就不必交邮资,唯一的成本是信封和稿纸。但总是被退稿,那时的编辑很负责任,发出二十天左右被退回。每次在食堂吃饭的当口,生活委员大叫:“苏童,你的信!”拿过来就是一大堆。虚荣心作怪,从不热心公益的苏童,主动提出保管信箱钥匙,为班级服务,从此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失败了。

“为了写作而写作,为发表而发表”。苏童称,那时对文学的认识很孩子气,其间,他狂读疯阅,以期写作的进步再快些。学校图书馆是他常待的地方,姐姐也爱文学,常带书回家,很杂很乱,他就从这芜杂中吸取文学营养。有天晚上,一个同学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借给苏童,但第二天必须还,否则就不借。当时很多外国名著被称为“禁书”,是换了封面才能传阅的,得本好书不容易。苏童就在水房里就着暗淡的灯光,花五六个小时把这本书看完了。“现在人们把塞林格当二流作家,我读他却深受启发——突然发现个人的生活够写作,文中写坏孩子,把一个孩子青春的生活描绘得细致入微,于是,写自己心灵里的,我是够了,再也不愁无字可写了。”这次宝贵的阅读让苏童相信,自己就是一座宝矿。

他坚持写,梦想成为诗人或作家,写作的密度也很大。“写了两三年,两眼一抹黑。我觉得我快要没信心,快要崩溃的时候,诗被刊物和小说有了要发表的福音。否则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苏童的诗歌处女作发表在《星星》诗刊,经手人是时任《星星》主编的叶延滨。他打趣地说,自己“先打扮成叶延滨的读者”,然后直接将诗歌投给了叶延滨。叶的回信是以《星星》诗刊的名义,告诉他有几首诗备用。“这首诗就是后来经常被别人拿出来嘲笑的《松滩 草原 离情》。”苏童说,松滩、草原是完全是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就是觉得很美,便虚构了这么一处地方。

1983年对苏童来说是一个幸运的年份。这一年,他有两组诗歌、两篇小说先后发表。作为青年刊物“四小花旦”的《青春》和《青年作家》上,分别刊出了苏童的小说。“每次的目录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在贴中国青年报的墙上看到自己的两篇,我站着不肯走了,等同学来,我要自豪地告诉他们:我行了!但没人来,下午吃饭还怕被换掉,我又跑回去看,又想着有谁能看到我发表作品了。发表了,那就等于宣布我‘入门’了。”尤其《青春》发表他的小说《第八个是铜像》获了奖,极大地鼓舞了苏童继续写作的勇气。

随后他却面对更为严重的失败期。“工作了以后,又有两年的昏天黑天的退稿。”苏童说,因为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投稿时总在文章后写上“希望你们尽快发表”,可是刊物差不多都不发,全退。可能是自己的写作风格有改变。那时,他开始写《桑园留念》、《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尽管这些作品都是苏童重要的短篇小说,然而对于当年的文学刊物来说,还是显得过于前卫、先锋,很多编辑不太容易接受这类风格的作品。“这个时候,我已经比较清晰了,我自己觉得小说写得不错,退稿是他们的失误。”因为有这个信念,他坚持写作,而且因为此前也发表过一些作品,“有一碗‘酒’垫底,我不可能放弃了。”

直到1986年,通过认识的好友把作品《清溪与河流》送给《收获》编辑,编辑说模仿味太浓,总体还算不错,就用了。“编辑还跟我说不要仿别人,自己写的才是最好的。感谢《收获》,感谢这面文学上的旗帜,编辑的话使我从文学爱好到写好。1986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改变了我以前一个倒霉蛋文学青年的命运。”1987年2月,在全国转了好几圈的稿子,一月之内突然先后在《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全部发表,从此以后苏童没有遭遇过一次退稿。“我真正脱离父母,独立了,那时父母工资加起一百块,稿费很高,我的工资差稿费好几倍。文学让我自立,娶老婆也不用家人操心了。”

在苏童收到的若干退稿信中,一种是铅退,很多就被“愤愤地”撕掉了;一种是编辑手写的退稿信,会谈到小说里的问题及修改意见。他第一次面见的文学编辑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马未都。有一次,时任《青年文学》的编辑马未都写信给还是在读大学生的苏童去谈稿子。当时找到编辑部拜见马未都的细节,苏童已经淡忘,只记得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自己,很恭敬地去见马未都,觉得马老师非常和蔼可亲;而后来见面谈到当初的会面时,马未都对苏童的印象则是个“帅哥”。1983年发表于《青春》的处女作小说,则是梁擎,后来她和苏童先后调到《雨花》杂志,成为同事。时隔多年,苏童也还记得,当时河南郑州《百花园》刊物的女编辑郭昕,虽然只帮他发过一篇小说,却是和苏童来往信件最多的编辑,她是那么热心地帮助青年学生,因而给苏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所谓退稿在当下的网络写作中已经不存在了,退稿成为传统文学生产流程线上特有的记忆。每每回忆起来,苏童觉得这段经历如此美好,在散发着墨香的报刊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是多么幸福的一种享受!在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发表”是天大的事情,而退稿,那段青涩的经历,也是这一代人青春期的必要成长。

阿来:我这内个人心很拧

阿来的身上,有一股拧劲儿。

当年《尘埃落定》写出来,用他的话说,“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结果怎样呢?

“有回信算好的,大部分石沉大海。稍微带点新意的作品出来,很多人拿不准。”所以阿来觉得,艺术和出版的关系很微妙。大家都在谈创新,可是真正有创新的作品拿出来后,又跟阅读经验相冲突。退稿理由主要是,图书出版市场化了,希望阿来的作品处理得“通俗”一些。阿来回忆道:“也有的不是直接退稿。编辑说你改改吧,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见。我那时比现在说话还冲:《尘埃落定》可以改:错别字。你可以不出,要出就只改错别字,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个字都敲对。”

从处女作开始就被“退稿”,阿来在文坛上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他倒觉得这是好事,尤其是对年轻人,这样更接近文学本质,会回过头来在创作上下更多的功夫。

很多人走了捷径,找到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荐到圈子里来,阿来也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说,到北京去了,认识谁了。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文坛作家们于是有了“同学聚会”,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以及鲁迅文学院等等。阿来不报名,也没有这个要求。他觉得那些内容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不是理科,必须在某个国家的实验室才能学到。我就想自己学,剩下的东西就是人际网络的建设。我觉得我不追求这个。”

他说,选择写小说,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早就放弃了。可是,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文坛也不能出其左右。和他一起写作的都走红了,他还默默无闻。虽然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但是因为不在那个“圈子里”,即便有作品发表大家也不大谈论他,会“假装”他不存在。他不服气,一定坚持靠自己打拼在文坛有立足之地。只是阿来没有料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网络支撑的社会,完全凭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确实很难。同时写作的人20多岁就出名了,阿来却得到十年以后。

“我觉得没关系。我从来只问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做文学而没有做其他,我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选择文学,不伤害我的自尊。我本来就是为了活得干净一点,才干了这么一件事。”

屡屡被退稿,阿来多多少少有一些挫折感,但他没有停留在顾影自怜上。这一遭遇直接导致他后来的行为——做杂志。“我就想,我可能不像大部分出版界的人,文化产品不应该去迎合读者。”他认为,这样的观点不是建立在切实的市场调查基础之上,而是揣测读者要什么。当他去做《科幻世界》的时候,引导多于迎合。阿来用事实证明,文化产品,应该有这样一种责任,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力量。“如果光是发点书,赚点钱,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说太可怕,还不如当农民去种地。我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

他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产生过怀疑。理由是,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读者,读了那么多书,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很多不出名的人,为了能够出书或者出名,不惜一切代价,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到成都,听说阿来手里有部长篇,提出带回去看看。这部作品转到了编辑脚印手里。脚印当即判断是部好作品,社里也准许出版,首印1万册,这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已经是个非常大的数字。而脚印坚持认为可以印到5万册,就找到当时的发行部副主任兼策划部主任张福海(现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极力推荐这本书。张福海将《尘埃落定》带回家,一口气看到凌晨4点,看得泪流满面。第二天他去找社长要求印5万册。社长问:“赔了怎么办?”张福海说:“赔了扣我奖金!”社长追问:“奖金也不够呢?”他坚定地回答:“那就扣工资!”首印5万册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结果面世第一年,就创下了销售20万册的奇迹。

《尘埃落定》参加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时,阿来不认识任何评委,更不知道那次评选,终评委是以全票推选的。《科幻世界》刚创办了一个子刊,他参加了南京书展,主要精力放在新杂志在订货会上首次亮相的推广上,想赶紧拿个几万份的订数。接到获得茅奖的电话通知,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等忙完以后,一想,咦,得奖了。

如今,《尘埃落定》已悄然走过15年,并创下了100余万册的销售纪录和单本图书海外版权量之最,并被认为是历届茅盾文学奖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当时评委会给出的评价是,“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尘埃落定》的出版,在当年甚至被视为一个事件。而当时很多评论家自发地写评论文章,那时的阿来,一个评论家都不认识。在《尘埃落定》出版畅销15年后,他依然深深地怀念多年前纯粹而浓郁的文学氛围。

“我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上中学的时候都不曾知道作家这个词,甚至也不知道文学。”阿来说,有一次他在放羊的路上偶然看到一张报纸,那上面关于京剧《沙家浜》的报道,是自己接触到的“首部文学作品”。“它跟我在学校念的毛主席语录很不一样,文字可以有组合,放得好了,就很舒服。”阿来被方方正正的汉字所牵引,认为组合文字是高级智力游戏,而他,对文字、语言有游戏心理。

阿来30岁之前已出版两部作品,这在当时已算功成名就。然而他对自己并不满意,随后就停顿了下来,进行地方史研究。一停就是4年,直到突然一天有了在286电脑上写作的冲动,于是没有任何计划地写了起来。“我中间还停顿了两个月,是为了看世界杯足球赛,直到意大利队的巴乔罚点球罚飞的那天,才又开了工。”而这部偶然之作正是后来的《尘埃落定》。

对于这部作品的得奖,他却认为,得奖不能解决自己怎么才能把小说写得更好的问题。有一年,他去参加另一个文学奖的颁奖。记者采访另一位作家,说着说着扯到诺奖了。那位作家说:这就是我写作的动力。回过头来记者又来问阿来,阿来说:“我也得了小奖,很高兴。自己主动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文学史长还是文学奖长?文学奖是和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一起来的,李白为什么写,写《诗经》的人为什么写,写汉代乐府诗的人为什么写?”他说,自己是文学“原教旨主义”,一直在坚持文学根本。

阿来有自己的拧,但是也明白什么时候不该“拧”。他不会跟自己的内心拧,也不会和命运拧。“我有点听天由命——听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消极,但是人的命运有一个大的定数,再拧也别跟那个较劲。人都是有命运感的,有自然神性的东西支配它。”他说,《空山》里有宗教感、有宿命感,生命里有光和神性的东西。但是很多人没有,所以不断地去满足自己的物质要求。当然,他也坦率地承认,自己还是有点“享乐主义”,“我不用非法牺牲文学的方式谋取财富,但是赚到一点的时候,还是愿意享受生活。”

墨白:两年内,138封退稿信

1981年初,墨白师范毕业后回到故乡的小学任教。在寂寞的夜空下,他无法面对前途的渺茫与内心的孤独,文学成了表达情感的方式。1982年4月间,墨白和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教师成立了“南地文学社”,正在兰考仪封农场参加笔会的大哥(孙方友)听到这个消息后,给他们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祝词,文学之路真的曲曲折折地朝着墨白未来无法把握的人生伸展开来。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他创作了十几篇小说,写了三十多首诗,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投稿生涯。

“那些幼稚的习作被我一篇接一篇寄出去。在那充满期盼的岁月里,每天下午学校放学之后,我都会到大哥家去,如果大哥外出,即便是天空飘着秋雨或者雪花,在傍晚时刻我也会踏着泥泞到镇上的邮局,去那里拿我们订阅的报刊杂志,而我更盼望得到的是我寄出去的那些稿子的回音。”而墨白收到却是一封接一封的退稿。退稿信大多是用钢笔和圆珠笔写的;也有毛笔,像《广州文艺》的李树政先生的来信,李先生的信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布局也十分讲究,简直就是书法艺术;也有铅笔,比如徐光耀先生那封写在印有“河北省文联”十六开稿纸背面的信。

徐先生说:“我调离保定文联已经一年又八个月了,只在名义上还兼着《莲池》主编。由于凡寄给我个人的稿件,都由《莲池》编辑部代拆并处理,所以大作我不曾见过。已去信给《莲池》请他们为您查找。”徐先生在信中还嘱咐墨白,请以后赐稿时勿再寄私人。一个乡村小学教师,收到写了《小兵张嘎》的大作家的亲笔信,那种感动不可言表。初生牛犊不怕虎,墨白还给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寄过稿子,那是一本他自己装订成册的薄薄的诗集。信是以“南地文学社”的名誉推荐的,信的结尾还盖了文学社的章。后来墨白才明白,王蒙先生也许压根就不可能看到那稿子,他甚至想,那封推荐信也一定让拆看这封信的编辑感到厌恶。

在墨白的记忆里,他收到的退稿信大多都落有编辑部的印章,而落款印章的形状各不相同。像《清明》、《东海》、《星火》、《四川文学》的印章都是圆形的,或许是兵团的缘故,《绿洲》的圆章最大,显示出一种霸气;长方形的落款最多,《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等等,或许是因了西泠印社,《西湖》的印章显得最有“学问”,那枚呈长方形的没有边际的“西湖月刊小说散文组”印章,是很有功底的隶书篆刻;也有菱形的,像《洛神》。印章的内容也不相同,像《长安》,最简单:“长安编辑部”;或许是产生法律条文的地方,《当代》最具体:“当代编辑部处理来信来稿专用”。他甚至留意到印章的颜色也不同,有红色、有蓝色、有紫色,最有特色的是《梁园》杂志社,罗锐老师给他的十封退稿信上,除去他的亲笔签名,放在信纸最后一页右下角的印章是绿色的。绿色的印象,在孤独而寂寞的冬日夜间,墨白就着飘忽不定的煤油灯光去辨认那枚印章上的颜色的时候,该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在漫长的期盼里,墨白的小说和诗歌习作又陆陆续续回到他所居住的乡村,在修改之后,他又装进信封重新寄出去,就这样往往复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竟收到了48种文学期刊的138封退稿信(当然,这不包括那些铅印退稿信)。退稿信的数量也大不相同,有的刊物只有一封,像《奔流》、《长江文艺》;编辑个人最多的是《百花园》的责任编辑王保民给他的退稿信,前后共11通;总数量最多的是《鸭绿江》,总共33通,那是因为他连续参加了他们在1982、1983年举办的文学函授。第一届他被编在函授班的第24组(每位辅导老师负责300位学员的作业),辅导墨白的那位大学老师给他七通信,信中还给墨白推荐过《乡场上》、《大车店一夜》这样的小说。这位老师中途因公辞去,接替他的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武戈先生,武先生有一通信是写在16开信纸上,总共五个页码,这是墨白收到的退稿信中最长的。

在那些漫长而暗淡的时光里,那些充满鼓励的信给了墨白信心和温暖,这样的情境一直持续到1983年最后一个月份。这个月份里,他连续收到了两封用稿通知,一封来自《个旧文艺》,一封来自《广州文艺》:“……来稿《画像》我已阅。《广州文艺》不打算采用了,我推荐给了同属我编辑部的文学双周大报《南风》,他们决定留用,特此通知你。此稿请勿再投别处(如近几个月中其他刊物已采用,望速告之。)……”信是吴幼坚老师写的,后来她曾经出版过一个具有个人自传性质的画册,邀请了国内许多作家、诗人为画册里的每一幅照片配诗。而她信中说到的这篇《画像》,最终发表在1984年1月15日的《南风》上,这就是墨白的处女作。而那些被他投出去又被退回来的小说习作,后来也都陆续变成了铅字。

至今还记得大哥写在祝词的话:“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文学要靠激情,靠主观努力,坚持五年,定会有收获。那么要坚持20年,坚持30年呢……”30年,对当年那帮文学青年来说真的是遥不可及,可眼下屈指间一算,30年已成过去。而现在能证明墨白曾经存在过的,就是他写下的这些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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