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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眼中的周作人散文

作者:文学报   发布时间:2013年05月20日  来源:文学报  

 

编者按:身为散文大家,周作人的散文令人称道,并不乏大量传世佳作,但与大多数作家一样,其文也并非十全十美。对于周作人的散文创作,钱锺书曾在致黄裳信中提及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但究竟何为“骨董葛藤酸馅”?这些弊病在周作人散文中又是否确实存在?在对于周作人后期散文的解读中,又存在哪些不同意见?本文作者对此进行了探寻和厘清。

自1923年出版 《自己的园地》(北京晨报社)至1945年出版 《立春以前》(太平书局),二十余年间周作人先后出版了二十多个散文集,文章满天下,成了可与乃兄鲁迅颉颃的新文学散文泰斗。作为后起的小说家、散文家,钱锺书对周作人散文显然并不陌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致散文家黄裳先生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裳兄文几:音问久疏,忽奉惠颁尊集新选,展卷则既有新相知之乐,复有重遇故人之喜。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信乃感谢黄裳赠他散文“新选”以及读后之乐,并非专谈周作人,只是顺便提到了黄受周散文的影响以及周散文的几个弱点。因系友人通信,点到而已,心照不宣,十分简略。但却也精当地表达了钱氏对周作人散文的基本看法。信中赞誉黄文“深得苦茶庵法脉”,这也等于赞扬了周作人散文本身。已经构成了“法脉”,且被别人学到,这足见周作人散文之巨大成就与广泛影响。然而,钱锺书命意并不在此,他着重要指出的是苦茶庵散文“诸病”,即“骨董”、“葛藤”、“酸馅”,亦即黄氏散文避免或超越之处。

何谓“骨董”?何谓“葛藤”?何谓“酸馅”?钱锺书并未解释,因为他和黄裳甚为默契,彼此是无需解释的。但在我们“外人”,则必须结合阅读周氏散文的体会加以理解、验证。

所谓“骨董”,显然指周作人散文的“文抄公”倾向,即大量、大段抄引古书而言。周作人早期散文中并无此种倾向,倾向之形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周作人已成散文泰斗之后。既已成名,文章争发,且稿酬优厚,“洛阳纸贵”,他便有些放纵自己,动不动便大肆抄引古书,大掉书袋,被人称为“文抄公”了。据笔者统计,周作人此一倾向,开始于《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中的《清嘉录》。此文开头甚佳:

《清嘉录》十二卷,吴县顾禄著,记述吴中岁时土俗,颇极详备,光绪戊寅(1878)有重刊本,在《啸园丛书》中,现今甚易得。原书初刊于道光中,后在日本翻刻,啸园葛氏所刻已是第三代,所谓孙子本矣,校雠不精,多有讹字,唯其流通之功不可没耳。这个简要的开头之后,下面再补充介绍顾禄(字总之)的其他著作,如《颐养堂丛书》八种,《颐养堂诗钞》 六卷等也还不枝不蔓。由它们再回来介绍《清嘉录》也还甚有章法。文章至此,应该说甚为可读。然而,作者偏偏画蛇添足,来了一个《附记》,抄了明代谢在杭《五杂组》中两段话,破坏了文章的完整性。不是说《五杂组》的这两段话不好,而是说没必要再抄上去,以免使文章拖沓。周作人不仅抄了这两段话,又来了一个 《附录日本知言馆刻 〈清嘉录〉序》。此《序》甚长,几等于《清嘉录》一文之半。它再好,也不宜再附录了。没想到《附录》之后,又来了一个“案”,讲自己得到《清嘉录》的经过,大可不必。不料“案”后“又案”,抄了日人大洼天吉的《诗序》。啰里八梭,不堪卒读矣。

也是《夜读抄》中的《江州笔谈》,较之《清嘉录》 有过之无不及。此文共十三自然段,除开头,结尾二段为周作人文章外,余皆引文。引文皆颇长,引文与引文之间,周作人以“卷上云”、“卷下又云”、“文云”、“又云”、“又云”……等衔接之。结果这篇《江州笔谈》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江州”先生栖清山人王侃之“笔谈”,而非周作人先生的“笔谈”了。大概也有点不好意思,结尾自圆道:

此外还有好多意思,不过引用已多,大有文抄公的嫌疑,所以只好割爱了。就上面所抄的看去,可以知道他思想的大略……

用引用代替分析,这是中学生作文之一大忌。文章大家周先生焉能不知?但这样抄来抄去,十分省事,又有地方争相发表,何乐而不为?周作人是很讲究“事功”的,抄来抄去即拿去发表,且有高稿酬可拿,岂非“事功”可嘉乎?难怪当时有位先生说:“不久以前,南京一家小报,有一个好事者替知堂老人做了一笔抄书账,结论是:唯他抄书可得大价钱的稿费,不胜羡叹。”

如果仅仅一两篇《清嘉录》、《江州笔谈》之类,倒也无伤大雅,问题是周作人这种“文抄公”式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气候”,这就不能不引起文化界的物议了。是的,这并不影响周作人散文大家的地位,然而,总不能说是一种光彩吧?所以,三十年代当时对“文抄公”散文的批评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批评中有无钱锺书先生的声音,尚待考察。但他致黄裳信中的“骨董”一语,已经形象概括了他对“文抄公”批评的首肯。

所谓“葛藤”,自然与“文抄公”倾向关系密切,“抄”来“抄”去,自然缠绕不清,有如“葛藤”缠身了。周作人的有些并非“文抄公”的文章,甚至一些相当优秀的文章,也未尝没有这种“葛藤”缠绕。比如他的名篇《草木虫鱼》(收入《看云集》,1932年)便不无这种毛病。请看他写的“金鱼”:

在豢养的小动物里边,我所不喜欢的,依着不喜欢的程度,其名次是叭儿狗,金鱼,鹦鹉。

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

不能不说,周作人的这个联想实在有点奇怪。除了红颜色之外,金鱼和新嫁娘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何况一是陆地上的人类,一是水中的玩物呢?周氏的联想不仅怪异,而且有些病态。新嫁娘的小脚诚然不美,但碍金鱼什么事?金鱼转动不灵活莫非和“小脚”的不灵活成了同类项吗?这显然太过迂曲。尤有甚者,金鱼的突出的大眼睛在周作人眼中也成了“残疾”,犹如驼背或大肿瘤。这些,大概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谓的“葛藤”吧。

所谓“酸馅”,是借用的食品概念。“馅”者,包子、水饺之类皮之所包也,亦即最吸引人之美味也。但一“酸”,则变质矣,不仅不再美味,甚至有了毒素,吃了便要得病了。钱氏并未(也不可能)具体指陈周作人散文中的“酸馅”,但我们如果细读他的散文,便不难感受到这种“酸馅”的存在。比如他给几位高足(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等)写的序跋便往往“越界”攻击他人,这种“走板”,正是一种“酸馅”。再比如1935年顷,他大谈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的文章,写来写去只是宣扬他的“中国必败论”,攻击这些民族英雄不是英雄,不值得学习,似乎卖国贼秦桧比他们还好。这恐怕就是臭不可闻的“酸馅”了。

毫无疑问,钱锺书先生的上述批评,只是一家之言,并非定论。事实上,对周作人后期散文的不同意见是很多的。比如,已故舒芜先生就十分推崇周作人散文的“文抄公”倾向,他说:

(周作人)到了晚年,刊落浮华,枯淡瘦劲,而腴润自在其中,文境更高。……晚年“文抄公”,极萧寥闲远之致,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而编辑、记者、散文家刘绪源先生正是舒芜先生的知音,他说:

(周作人)晚年怎样创造出一种前无古人后来也未必有来者的文体,即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抄引古书的文体,即所谓“文抄公”的文体。……。这些“文抄公”之作,也许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超出其早期小品之上。(《解读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舒芜先生生前,无缘读到钱锺书致黄裳的上述意见,因为钱信发表于黄裳先生去世之后(2012年)。亲手编发这些信件的刘绪源先生,在这之前同样未必见到过这些信件。我们深望刘绪源先生在《解读周作人》的基础上,对钱锺书先生的论点做出自己的分析评价。如果在下对钱先生观点的理解有误,也深望得到绪源兄的指正。

至于黄裳先生本人,他也并非全部同意钱锺书先生的观点。他说:

他(钱锺书)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也自是一种看法。知堂的文字我是爱读的,但不一定亦步亦趋。他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也正说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相比之下,鲁迅晚年杂文中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 却正是我衷心向往而无从追蹑的典范。(见《故人书简:钱钟书致黄裳》,《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1月2日)大概正因为黄裳也熟知周作人散文的那些“缺失”,他才把自己的“典范”定为鲁迅而非周作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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