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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作家群生存现状扫描

作者:冉茂金 何瑞涓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18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江苏省丰城市农民作家接连出版诗集及长篇小说,湖北省作协农民作家扶持计划进入收尾阶段,云南省祥云县把扶持农民作家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项目……这些现象引发了我们对农民作家群的关注: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为何在近些年有创作爆发趋势?他们如何克服生活和创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文学,是人类的诗意栖居地。在文学的边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同精英知识分子一样,牢牢守护着文学的神圣阵地,坚持着文学的不灭信仰。他们兼具双重身份,既是纯粹的农民,又是坚韧的文学创作者。他们一手握犁、一手执笔,是让梦想在笔尖上驰骋的农民作家。

创作现状:家住田头地尾,写作十分艰辛

“母老妻残儿幼,三闺两嫁伊周。一剩家计问田畴,七亩黄牛白首。半百光阴掷后,情牵两岸金瓯。灵犀一点寄怀幽,韵接桃源五柳。”

这是江苏省丰城市隍城镇清溪村72岁高龄的农民作家李由厢的一首古体诗。李由厢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未入过学堂,依靠自学,不断创作,20多年前在即将步入老年时发表了一系列古体诗。他为自己取笔名为“锦心”,读他的诗词文字,你可以感受到他未必有“绣口”,但那颗向着文学的心却真的如同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锦缎。为了文学,20多年前,李由厢狠心卖了一头毛猪,将自家房屋中间砌了一道土墙,自己钉了一张书桌,在墙上凿出几个洞当做书架盛放书稿——这就是他的“三余书屋”,取“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冬者,岁之余”(《幼学琼林·岁余》)之意,利用“三余”来创作,“斯是陋室,惟吾志远”。

犁落田间,笔耕春秋。据记者了解,李由厢的古体诗在《江西诗词》《江南诗词》《中华诗词》等处陆续发表,被译为英文、日文传播到四五个国家。李由厢的创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反映农村生活,二是抒发创作志向,三是反映乡村伦理,另外还有一些外地观光、诗友唱和之作。近日已结集为《三余书屋拾遗》《鸾凤和鸣玉箫》出版。

丰城市农民作家诗人星罗棋布,最突出的就是李由厢所在的清溪村。清溪村村头竖着一块铁碑,上书“农民诗人之村——清溪村”,1200余人的村落,诗词爱好者有数十人。跟李由厢相似,游四清也是默默地将梦想编织进土地的人。他边忙农活边创作,同时积极组织身边的创作者进行交流。他向记者介绍了其他几位意志坚定的作家。孙流航,一位67岁的牧鸭老人,60多岁方开始创作,努力展现朴实的乡民怎样努力争取自己的美好生活,抒怀遣性,寄托人生,近三年来已经在《当代小说》《鸭绿江》《星火》等文学期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20余篇。甘茜芝,64岁的乡村教师,1992年脑溢血中风之后右手残疾,1995年开始练习左手写字,辛勤创作,着手创作即是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已经发表《回龙湾》《大学生村官》等作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文学对他们而言不是闲情逸致,而是坎坷路途中绽放的希望。

村落有民间组织,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相互支持,创作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与尊重。这是很多农民作家一直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些农民作家,他们所处地区更为偏僻贫困,面临着更大压力。周春兰,湖北省襄樊市襄龙区龙王镇柏营村农家妇女,初中毕业即辍学,婚后生活困顿,至今仍住在土坯房里。她说,贫困使她受到乡邻的冷落,她也因此深感自卑。周春兰选择用笔来释放自我,日记成为感情的寄托。在很多次投稿无果后,她的短诗《谁能与我同行》在《襄阳广播报》上发表。这给她带来了信心与勇气,写作也从发泄郁闷逐渐成为生活的信念所在。“在农村的一些落后现实和观念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我希望依靠写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周春兰的愿望如此简单,一位饱受生活磨难的乡妇,努力地耕耘着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

然而,在闭塞贫穷的乡村,舞文弄墨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尊重和理解。“大部分村民都觉得,一个普通农家妇女能写出什么名堂来,你要能盖楼房才算是本事!”但冷嘲热讽并没有压制住周春兰的创作热情,她农忙时下雨天写一些,晚上写一些,农闲时基本不出门,闷在自己不大的土坯房里写作,从散文到诗歌,再到小说。“写得很痛苦时就读读书,或者到田野里转转激发灵感。”物质条件贫乏,精神压力无处不在。周春兰家以前没有电脑,她就写在纸上写完找人打字,打字需要花费,为了节省开支,农忙之余她就出去打工来支付,“仅打字就花了600块钱,家人虽然不说什么,我心里也很难受”。诸多常人不可想象的困难都摆在她面前,她背负着为了写作所换来的嘲笑,执著与坚守却给了她无穷的勇气,让她能够一直坚持下来。

像周春兰这样在逆境中坚持创作的农民还有很多。湖北省天门市的熊衍锟老人写了50万字的《龙船地》,屡遭退稿,自费才得以出版。雷谏生是湖南省衡阳市首位出书的农民,初中辍学后18年打工生涯的艰辛终于化成20万字的长篇小说《清白》,在农民工朋友及初中老师的支援下凑齐出版费得以出版。小说展现了农民工最原始的生存状态,融入了他对农民工群体的生命感受。相比之下,湖北省鄂州市农家女孩陈家怡就幸运很多。她上了4年半小学即辍学,默默自学10余年,16岁开始创作,已完成8部小说,共200多万字,其中两部出版。生活的压力也曾使她一度中断写作。她的故事被报道后得到了很多单位和个人帮助,才使其写作得以继续。

这些以文学为梦的农民,他们的双重身份往往给他们带来双重压力。这些乡间“堂吉诃德”的幸与不幸,似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去体验。湖北农民作家李旭斌就曾说,那种痛苦滋味只有与他们一起忍受过的最底层人才能体会。无论如何,他们默默坚持着,不为名,不为利,是兴趣所驱,也更是为实现自己的价值寻找支撑。他们,将文学视为生命。除了理想,他们别无所求。

农民作家群的“被发现”

这不是冲动/而是一种源自灵魂的热爱/农业与写作/是我生命无法割舍的两极/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有金黄的麦穗/一面雕着高贵的诗神/我的生命因此而充满了价值。(农民诗人孙善鸿《我的写作与劳动有关》)

茫茫人海,农民作家如同散沙,之所以能集结成“群”并得以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除了他们的坚守之外,更得力于外界的推动。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在不断推进,对农民作家的关注正是农村文化生态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湖北和江西为例,湖北农民作家群的“被发现”,基本上依靠湖北省作协近两年来的大力扶助,而江西丰城作家群则得益于丰城市文联的高度重视以及有力的榜样和有效的组织。

2007年9月,周春兰给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写了一封信,寄了两篇文章,她的本意是想让方方帮助推荐稿件发表,没有奢求太多的帮助。“方方是名作家,又是作协主席,自己作为无名之辈,根本没抱任何希望。”周春兰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心态。

周春兰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封信引起了湖北省作协的高度重视。2009年,湖北省作协制订了“湖北农民作家扶持计划”。《湖北作家》执行主编高晓晖担任了农民作家培训执行人及《湖北农民作家丛书》执行主编。高晓晖介绍到,扶持计划的源起就是周春兰的信。信件打动了方方及作协关注农民写作的人。扶持计划的第一步即召开农民作家培训班,由湖北各市推举32名农民作家参加,邀请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评论家、作家如吴毅、王先霈、陈应松等对农民作家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指导,并请他们提交长篇小说创作选题,评审出10部,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由大学教授、作家或者文学杂志编辑等专业人士进行一对一辅导,最后编辑出版《湖北农民作家丛书》。农民作家的作品成稿上交日期为今年6月20日,经过专家审核后的作品大约会有6部最先出版。

高晓晖说,培训班的出发点不是从纯粹专业的角度来考虑的,更主要的在于社会公益意义,“农民作家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生活状况差,而且常常被误解。中肯地讲,农民作家的作品很多达不到发表水平。但作协鼓励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并通过行动来改变周围的人对他们的看法。鼓励农民创作,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是希望多一个写作的人,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当然,我们的力量是微弱的,也不可能指望一次活动能带来多大改变,但是不做努力,就永远改变不了。”方方也曾谈到,一个地方有农民作家跟没有农民作家,是不一样的。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至关紧要。培训班使一些农民作家的处境大有改进。周春兰参加农民作家扶持计划之后,丈夫也改变了对她的看法,对她的创作大加支持。她的长篇小说《折不断的炊烟》即是以自己为原型创作的,描写一位乡村女子在困苦的生活中坚持文学理想,用书写来证明生命的尊严。周春兰欣喜地告诉记者,这部小说已经提交至湖北省作协。她表示:“别人说什么我都可以接受,我会争取拿出东西来让大家相信我。”湖北农民作家扶持计划的实施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促进了地方上对待文学风气的转变。

同样,江西丰城的农民作家群也赶上了好时候。丰城市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道,丰城市农民作家水平参差不齐,能达到发表水平的有20多位,多为中老年人。部分乡镇爱好文学者较为集中,风气比较浓厚,有自己的民间诗社组织,地方乡镇政府也很重视,出资为其出书。丰城市政府自2009年开始每年从财政中划拨10万元扶助资金,鼓励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已出版有《剑邑丛书》。游四清向记者感慨说:“市政府拿出财政收入来支持作者,这在全国也几乎是没有的,只要作品通过审核,就可以出版,这也是近几年农民作家集体兴起的重要原因。”此外,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了解到残疾人农民作家甘茜芝的情况后,前往看望甘茜芝,有关方面为其召开了作品研讨会,村里还请来一些专家来座谈,鼓舞了当地农民的创作信心。2001年清溪村还成立了全国首家农民诗社——清溪诗社,平日里农民作家们畅谈理想,交流创作,切磋琢磨,使得吟诗作赋成为当地的一种时尚。当记者提到农民作家们创作中存在哪些困难需要社会来帮助解决时,游四清这位朴实的农村汉子诚恳地说:“写作本身是一种兴趣爱好,如果对社会提要求,就把追求庸俗化了,违背了写作的初衷。”

从弱势群体到乡土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我积蓄一冬的力量/使劲地钻出泥土/当别人青枝绿叶,备受关注/我却瘦弱矮小,面如黄土/我不气馁,我不服输/我在风雨中强身健骨。(农民诗人罗定坤《一粒种子的自述》)

农民作家们虽然被赋予了“作家”的名号,实际上很少有人承认他们是作家。

《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一直关注底层文学,他坦承农民作家的作品读得不多。谈到农民作家作品社会关注度较低的原因时,他觉得主要在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精英化与西方化,文学逐渐成为中上阶层的一种场域,而农民则被排除在外。在这个场域中,农民不再被作为预期的读者,更不会被视为作家培养的对象。一个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初,浩然在主编《北京文学》时,曾大力扶植来自农村的作家或作者,但是这一“文学绿化工程”并未成功。“很多作家即使出身农民,也会竭力隐藏农民的身份。这与上世纪50年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高玉宝、浩然写作的时候,‘农民’作为一种身份是光荣的。所以即使有农民作家,也很少以农民作家的身份出现。”这也是农民作家知名度低的原因。而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民作家及其作品逐渐得到了关注,农民文学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如今的农民作家都为自己的身份自豪,时代在进步,身为农民并不再是一定要掖掖藏藏的事,这也是农民文学发展的新阶段的又一个良好的开端与转向。

农民文学不受关注,一定程度上也与其作品传播途径受限有关。由于农民作家作品本身质量不高,以及杂志报纸的出版有其行业性的考虑,能够在文学期刊或报纸上发表作品的农民作家并不多。值得关注的是,也有期刊或地方性的报纸积极扶持农民作品,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作家》。该刊自2009年1月开设“新农村专栏”,至今已经发表近70篇农民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影视剧本等。这里农民的身份界定为户口本上是农村的农民,包括农民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艾克拜尔告诉记者,“随着社会发展,农民文化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青年农民工中人才济济,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个文学的出口,不是出路,而是出口。农民工创作正代表着他们的高端精神追求的缩影。”《中国作家》是全国首家也是惟一一家专门开设农村专栏的国家级文学杂志。

除了物质条件限制及发表和出版方面遇到的困难之外,农民作家本身的文学素养参差不齐,作品质量也有高低之分。不过他们坚持创作的精神是同样朴素而高昂的,对文坛也是一种激励。记者也阅读了一些农民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及诗歌,整体感觉技术性不足,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就是他们纯粹的成长经验、农村的原生态的生存面貌、朴实的真情,以及作品中所反映的主人公对命运的反抗精神。方方曾经说过,他们所写的是最新鲜的,别人可能连想都想不到的东西。李云雷也认为,“他们的长处在于熟悉生活,不足之处则在于笔法与行文较为陈旧,缺乏新鲜感与现代感。”他们有丰富的经验,缺乏的仅仅是技巧,而经验是不可重复的,技巧却是可以后天习得的,经过慢慢的积累过程,农民作家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崛起。社会对其的认识应该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正视其作品存在的价值。

艾克拜尔接触过大量农民作品,他再三强调:“农民作家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先天不足’,那只是他们的先入之见,农民作家作品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整体实力。他们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有真情,写出的作品很有力量,比一些无病呻吟的、所谓个人体验的东西更加贴近草根生活。你阅读了之后,不会失望。”艾克拜尔介绍说,在《中国作家》发表作品的有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有瘫痪在床20余年的残疾人,有青年妇女,有农民工,其中王十月作为打工文学代表作家不断推出优秀作品,获得多项奖项,并于去年获得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一个农民可以获得鲁迅文学奖,足以证明他们的创作实力。”一直坚守纯文学精英立场、把握当下文学动态的“北大评刊论坛”也关注着“新农村专栏”,认为其中的作品“文字朴素,情感真挚,生活细节饱满生动,的确呈现出了与当今主流文坛大不相同的文学面貌”。

农民作家在传统文学中一直存在,与知识分子从农民立场出发写农民不同,他们本身是农民,写农民,为农民写。李云雷说,“新时代的农民文学已经摆脱了过多政治因素的干扰,具有更多的主体性,可以将自己最新鲜的个人经验表达出来。”农民可以创作并且通过创作来实现自身价值,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古往今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很少有作者的名字能够伴随作品一起流传下来的,这也体现出新时代农民精神追求的进步,也是发展农村经济及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成果。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文学在农村的顽强生存、农民对文学理想的坚持,也将为文学界注入新鲜血液,并激励整个文学界对文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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