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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时刻

作者:弋 舟   发布时间:2014年07月25日  来源:  
      

   弋舟,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有多部小说发表于文学刊物或被选刊转载并辑入年选,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底牌》等。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曾获《小说选刊》年度奖,第二、三、四届黄河文学奖中短篇小说一等奖,第六、七届敦煌文艺奖等。

  总是无从回避,总是要反复回答——我们的写作与栖身之地的关系。

  我的祖籍是江苏,父辈来到了西北,而我,比父亲往西北跑得更西北了一些。归纳一下的话,我们两代人的生命,便是一条离故土越来越远的轨迹。如果我们承认,当我们以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版图来约定文学时,里面的确首先预判了某种必然的“故土原则”,那么,一旦我被纳入这种约定,就必然感到莫名的尴尬——我没有故乡。因此,即便“身在西部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这个“西部文学”中最被忽视、乃至只是为了概念的完备才勉为其难需要罗列进去的指标,将我的写作也一网打尽时,我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想要与之分辩。这并不是委婉的抱怨,而是我所面临的问题,在表达之时,天然就会有这种“不甘于”的腔调。实际上,作为一个小说家,对此我非但不抱怨,在某种意义上,还充满了欣悦。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被扔进“故乡言说”的强大语境里,这一点,在煎熬着我的同时,也恰恰助力在我具体的写作当中。

  本雅明对于讲故事的人和小说家之间的差别做出过这样的区分:“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圄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我们今天所说的“西部文学”,里面的确强烈地以“经验”作为基本指标,当理论以“西部作家身在西部”这一“经验”要求,来剖析西部文学的时候,必然更多地以一种“西部经验”来期待西部作家。这种期待即便不是赤裸裸的,起码也是潜在的。以“西部文学”这个今天似乎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而论,它就是在说:西部作家务必去表达西部的山川风貌、世态炎凉。先不论这种要求是否蛮横,至少,它是将文学之事狭窄化了,而小说家,在本雅明那里,恰恰该是一位自觉地抵抗乃至瓦解这种“经验”的人——他从物理、地理意义上的现场退后,从理论的现场退后,将自己孤立于“故乡乃至理论的要求”之外,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得不到别人的忠告,也不能向别人提出忠告的孤独的个人”。

  理论试图最大程度地去涵盖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则努力最大程度地游离出去。这种博弈般的互动,如果促发出良性的力量,那么双方均可因此收获体面的教养。只有动力与反动力之间有效地作用于对方,才是积极的、可堪期待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身在西部的作家对于“西部文学”的“反动”,张弛之间,此起彼伏,也许恰恰才是双方的福音。可是,“反动”何其难。尤其在创作基本上被评论任意涂抹与褒奖的语境中,西部作家想要焕发出“反动”的勇气,的确尤为艰难。这种艰难,其一,源自理论的强悍,其二,当然源自被评论者的孱弱。这种孱弱更大的根源在于,被评论者首先尝到了被涂抹的甜头。西部作家在“西部文学”的理论要求下,配合这种理论的趣味乃至利益,养成自己的趣味乃至分享利益,足以使其丧失“反动”的动力,与理论达成某种共谋与依附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我自认,我这位没有故乡的“西部作家”,恰恰因此被迫得以维护住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立场和自我期许。即便我有志于书写“西部经验”,我也会被自己的情感阻拦;如果让我貌似热情地去描摹符合“西部文学”所预期的“西部经验”,我只会感到羞愧。因为,我真的并不具备这个理论所要求的那种内在的“故乡情感”。这种羞愧必然使得我丧失一个西部作家显而易见的那种利益优势,丧失那种相对容易的叙述策略,但是,它在让我焦灼的同时,必定又敦促我走向那条本雅明所说的“小说的诞生地是离群索居的个人”之路。

  我的长篇小说《蝌蚪》肇始于兰州作家习习的一篇散文,她在那篇散文的开头写道:十里店经常会有陌生的面孔出现。因为是熟稔的老友,我跟习习说:这个开头,可以拉开架势,就此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此言于我,确有恳切的一面。十里店经常会有陌生的面孔出现——首先,从小说的方法论上讲,这句话千真万确,够得上是一个好的起势;其次,就这句话的内在况味而言,它还在一瞬间唤起了我那似是而非的乡愁。习习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在她的笔下,“十里店”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实指。现在我想,当日我信口开河,不过是因了一个“寄居者”、一个写小说的家伙,对于习习拥有这种地理意义上的实指,并可借此言说,而产生出羡慕嫉妒恨。“十里店”对于习习而言,可以视为故乡一般的立足点,起码,在那块地图上找得到的巴掌之地生活战斗过后,她储备了来日写作的一小部分资源,并且能够以一种“真”的、“散文式”的、符合“西部文学”规则的态度来还原过往的经验。而这些,对于我却是宿命一般的阙如。不是说我从来御风而行,不曾落脚于某块“十里店”;也不是说我胆敢轻视散文这一文体,认为其“真”可疑;更不是说“西部文学”完全大而无当。是说,这世界之所以千姿百态乃至千奇百怪,恰是因为大部分逻辑针对某些具体而微的生命时,往往便骇然失效,而这失效的一刻,辩难迎面,小说捕捉起来却最为合宜。

  我的每一天都是在西部、在某块实在的“十里店”度过的(事实上,我一度栖身的那座学院,便与习习的“十里店”近在咫尺),但无论幸与不幸,在“西部”、“十里店”或者“故乡”这个逻辑命题上,我就是被扔进了“具体而微的生命”中的一个。我没有故乡,不断被放逐与自我放逐。这就是我一切怕和爱的根源。我想说的是,“没有故乡”,毕生面对的大多是逻辑失效的那一刻,才是我在西部选择了小说这门艺术的根本动因。

  我常常以己度人,认为小说家每一笔动人的书写,大约都该源于自己的“没有”和“失效”。因为“没有”,所以虚构,因为“没有”,所以矜重地自欺欺人,以此让盼望炽烈和成为可能;同样,因为经年在“失效”的逻辑面前肃立,小说家才动手在自己的作品中再造另外的逻辑,以此给自己一个“有效”的立场,让自己不再显得那么勉强和荒唐。写作部分地满足了我对于自己阙如的“故乡”的杜撰,当我以小说的方式勾勒出一个个“十里店”这样的空间时,我便充分感受到了惟有写作之事才能给予我的那种象征性的慰藉。于是,小说的逻辑建立起来了,徜徉其间,我宛如回到了故乡,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合理的人,一个不尴尬,跟谁都能交代得过去的人。

  我在《蝌蚪》的第一句中如是写道:“十里店被山环抱着……”拉出山来壮胆,我不过是想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想将一切泡影写得更具说服力;不过是想把饼画得更可充饥。因为我从来知道并且信赖,艺术所能给予人的安慰,正是在这样的虚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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