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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树一帜的“生活创作学”——胡冬林的新生活观及其散文创作

作者:张未民   发布时间:2014年01月04日  来源:  

  一、把书桌摆放到“生活”之中

  每位作家都需要有一张书桌,胡冬林同样如此。但他的书桌是独特的。他的创作学就从这张书桌开始。他的“森林书桌”,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这张书桌是独一无二的。

  在胡冬林的长篇散文《原始森林手记》中,有一张作家本人坐在书桌前凝神思考写作的照片,让我们一睹这张“书桌”及其周围环境的风采。胡冬林亲切地称之为“在河边的原始林中,找到平生最满意的写字台”。他这样描绘:

  一棵直径1.5米的大青杨的旧伐根圆盘当桌面,4截短原木轱辘摆在四周当凳子,旁边立一根4尺高的原木,绑上一把灰色遮阳伞,短树杈上挂着我心爱的望远镜和数码相机。曾有几个山里人把这里当成打尖的地方(有丢弃的垃圾),他们离开后,我找到了这里。每次来这儿都心存幸运和感激之情:这里有世界上最纯净的蓝天与星空,空气与河流;有时百鸟鸣唱,有时万籁无声;有时花香扑鼻,有时叶落纷纷;夏天有花栗鼠在旁边偷看我写字,冬天有紫貂在桌面的积雪中打转……

  多少人曾幻想在一座小岛或湖畔或海边或野外独处思考写作,寻找一份脱俗的安宁。写《无界之地》的美国女作家玛丽·奥斯汀拥有一个树上工作台。我想,在中国作家当中,我拥有一张最牛的原始林写字台。

  那张照片配上这段自白,胡冬林的文学写作,就定格于这原始森林的境界之下了。这是一个仪式性的写作行为,有了这样的“原始林写字台”,胡冬林的写作,就变成为一个森林之子、森林公民的写作。他的自然性质的写作,不仅成为他个人写作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这森林生活的一部分。这“森林生活”对于他和他的散文写作来说,就不会是外在的风景或背景,而是他写作的生命,是他作品创作的真正的动力,实现了一个文学公民与森林公民、与自然之子的合二为一。他经年累月地扎根森林之中,温柔叩问,于天地万物间践行文学书写的行为,已可称之为一种神圣、一种信仰般的朝圣、一种文学写作的情景交融的境界。在这张写字台前,他记下了数十万字的森林生活笔记,目前已整理出版的作品,如《狐狸的微笑》中的8篇长篇散文、长篇动物小说《野猪王》等,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一张广阔的写字台,实现了一种真正开放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这是一张生活化的写字台,实现了生命意义的文学写作;这是一张超越性的写字台,让众多作家羡慕有加,让人们领悟,在文学与生活/生命之间,生活有容乃大,生命至善至美,生活/生命/生存为本,而文笔则为附庸。

  二、“新”生活观与“新”写作观

  正是因为有了森林中的这张独特的书桌,浸泡于其中的胡冬林才自觉地生发了他的“新”的“生活观”。

  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具备一种“生活观”,应该被视作作家的基本素养和常识。这主要得益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入人心,其中有关“生活是文艺创作惟一源泉”的观点,数十年来已化成中国作家普遍尊重和认同的一种现代文学观念,处理好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像古典作家那样简单地处理“言志”、“缘情”、“体物”等关系,表明了中国作家将“生活”作为更广阔、更实在的对象性内容加以把握的现代文学写作的理念。但问题是,20世纪中国作家由于受“人的文学”观念影响至深,往往把这“生活”概念简单地等同于“人的生活”,或人类社会生活。这虽然有其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的限制,但也不能不说是有些褊狭之处的。

  其实汉语中“生活”本是个很广阔的概念,其本义就是指生命之活、生物之活。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生活;凡是生物,都有生活。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就是:“所谓生物,只是生活;生活、生物非二,所以都可以叫‘相续’”;“生活就是相续,唯识把‘有情’——就是现在所谓生物——叫做‘相续’。”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先驱者们虽然不否认“生活”概念的这种广阔的理解和用法,如周作人说过:“我们相信人类是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基础的。”但他最终还是要强调:“眼睛里看见了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所以他竭力鼓吹“人的文学”。这在当时是个很先进的观念,它将“生活”的概念对应于“人类社会生活”,用一种现代的科学理性观念打开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是像古代传统那样将人的“生”放置在天地之间,让浩翰无垠的天地把人压缩到一个非常狭窄和渺小的位置,就像古代中国山水画里人及其居所只是阔大山水的点缀一样,使人的注意力聚焦于外在“山水”而不能聚焦于人类自身,不能把人的生活充分敞开,不能显露“生活”充分的价值和复杂性、丰富性。而现代“生活”概念的兴起,则是人类文明昌盛进步的结果。但如此一来,视野仅局限于人类,在文学上就容易把中国文学固有的“自然的文学”之传统丢弃掉,而这也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缺失。“人的文学”的发展,以遮蔽“自然的文学”传统为代价,是有很大的教训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冬林“深入”的“生活”,是超越了我们当代一般人所理解的人类生活、社会生活的,这是对生活观理解的一个打开、一个扩大。他深入其中安放了文学书桌的是一个更广阔的生活,是不局限于“人类生活”(即人生)的“生物生活”,那是我们生存的一个基础,完全可以作为文学写作的一个名正言顺的立足之地。

  在《狐狸的微笑》一书中,我们随处可见作者用“生活”、“生存”、“生命”、“一生”、“生”等词汇来指称、描绘森林动植物的状态。胡冬林的文学写作观也因其生活观的形成而呈现“新”的认知:

  人活着都会寻求活着的理由,思考各自的人生意义和在社会中的价值。在原始森林中,我要寻求我们的兄弟物种——数不胜数的野生生命在地球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如果有一万个作家在探求人生的真谛,那我这第一万零一个作家,要专一执拗地、百折不回地探求构成原始森林的那些千姿百态的野生生命的生存真谛。

  如此标榜自己的写作,这在中国作家中尚不多见。那些往往在浮表的意义上标榜“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口号的作家,与胡冬林这样的文学志向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胡冬林十数年来的森林书桌边的写作生活,已使他的行为体现出一种完整的做人与写作、人与生物的同一境界,也只有达到如此的境界,古人所说的那句“为天地立心”的壮语,才会有现代性的文学表现。比如胡冬林在森林生活中学习鸟叫的知识与能力,他写道:“这一喊觉得心胸豁达,脱俗不羁,仿佛把隐藏在叫作人的那个壳里的另一个我一把拎了出来,撒手扔在荒野之中,这个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灵魂,洋溢着不为人知的野性与狂放,直白地说,我更像山林中的野生生灵。”德国剧评家莱辛曾说:“我早就认为宫廷不是作家研究天性的地方,但是,如果说富贵荣华和宫廷礼仪把人变成机器,那么作家的任务,就在于把这种机器再变成人。”对照莱辛的这句话,可以说胡冬林是通过他的文学写作,把我们已经成为机器性质的人,所谓文明的人,再还原成生物。此时,生物不仅是人的基础,而且代表着某种具有真实的生命力的人(生物)的价值。对这样的“生物”的“生活”文学写作高度,我们是不能够轻蔑视之的,无论你以天地或人的名义,都不能够。倒是那“为天地立心”的古人的说法,在现代科学理性背景下,可以感觉到有一点狂妄的味道,其实每个人都是以生物性为基础的,如果说“立心”,首先应该是为人自身“立心”、为“生活”(无论是人的生活还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生活)“立心”更实在恰切。做一个人,做“有心”之人,首先要做好“生物的人”,而这并非易事,且做好生物的人与做好所谓超越了生物的“大写的人”,也许本就是同一码事,不好分开。

  三、自然文学的“生活化”

  有了如此的“生活观”与“写作观”,胡冬林所做的事情,就是将人们所谓的“自然文学”生活化。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中,长期以来,我们写“自然”,第一,是把“自然”当作风景,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一直是这样做的;第二,是把“自然”当作背景,这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实证主义有关环境决定论的观念流风所致;第三,是把“自然”当作一种象征物,用于现代人类疗伤的所谓“精神家园”之类,“自然”成为当代肤浅的乌托邦式的梦境之地,“自然”在这里的角色,可能尚有一些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影子,但今人嘴角下人云亦云的所谓“天人合一”,不过是种种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云里雾里的废话而已,从无科学的、合理的追问与讨论。

  胡冬林的写作对象当然也是“自然”,但你却在他的作品中很少见到他说出“自然”这样的大词,他不是对“自然”不感兴趣,而是对“大词”没有兴趣。他的彻底性在于,他把“自然”当作真正的“生活”,将“自然”加以“生活化”的打开,让“自然”实在化、实体化、感性化、具体化、细节化,同时,让作为“大词”的“自然”回归“大词”本身,回归象征和抽象概括的“本义”及其本来的位置,如此,自然一词他可能很少用到了,起码是不用常挂在嘴边了。“自然”的文学创作学于是变成一种别具一格的“生活创作学”。

  这样的创作学要求他眼晴向下、步履向下、身心向下。人们到长白山旅游,是上长白山,胡冬林却是下长白山,下到了长白山之下,森林之下,生活之下,在莽莽密密的原始山林中穿越与捕捉,捕捉一切声响、颜色、形状与细节。他从来不去写天池、不去写瀑布,不去写长白山的宏伟景观,更没有所谓的“天人合一”式的“写意”与“借景抒怀”,他的情感是扎根于森林的一草一木与万千动物生灵的“生活”之中,是那种获得了与生物“齐”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生命体验。

  在体验的现场上,在现场的体验中,胡冬林的写作学的基本特色在于,他把森林、把森林中的一切生物都尽力地“打开”了,是一段段人融入其中后,让你似乎无法整体把握的丰富至极、无从下手、混乱而有序的“原生态生活”。体味、衔接起这种“生活”,首要的是要靠人的“同理心”或“同情心”来获得,要像对待人的生活那样去把蘑菇、野杉、星鸦、山猫、狐狸、松鼠等都看成是一种与我们一样拥有“生活”,就是一棵“倒木”、一枚松籽、一砣鸟粪、一只脚印,他都能用长期积累的观察还原了它们在森林众生中“生存”的过程、理由和意义。经过漫长的融入,他得到这森林生活的真相,升华出真正的与“生物生活”相贯通的“人”的认识,也就不足为奇。如他在《山猫河谷》临近尾声时动情地写到:“每个人都有一生,山猫也有。它只想活下去,像我们一样吃饱睡好,养育后代。这场与儿女团聚的嬉戏,是它艰苦挣扎一生中罕见的狂喜与高潮。”这段话真是生存的至尚之理,是从山猫的片片段段的“生活”中,胡冬林用将近5年的观察与记录才总结、升华出来的,读来款款动人。经过数十万年的进化,今日人类,当代中国,我们写在时代旗帜上的口号还是: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生有所活所业,有衣穿有饭吃,这些当代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与认识,其高度,其实和山猫,和这地球上的动物、植物的生存道理、价值,都几乎是一样的。当人们习惯上总从超越生物的思维定势上去想问题时,是胡冬林这种返璞归真的写作撕开了人类“文明”的一段真相。广阔的生命界、生物生活会使人类更谦卑、更心胸宽广,也更实在;在新世纪重新明示人的生活本就建立在广阔的生物生活之上,这是经过了百多年阶级斗争、经济竞争等狭隘视野之后的一次符合当代生态文明取向的人的真理复归。道出这种真相,展开如此真切丰富的生物生活生存的细节与景象,肯定万物生存的相依链条与意义,揭示与奏响生物共生共荣的命运主题,乃是胡冬林生活创作学的精髓所在。

  毕竟是人之外的“生物生活”,塑造、展开这样的“生活”,除了靠体验与观念的优势之外,还要靠种种“实事求是”的写作方法。

  “自然”在其生物学本质上呈现为“生活”,而“生活”则是一段段“过程”,其中有时空维度,更有性状样态。胡冬林笔下的森林空间,是一个万物生命生长的“生活空间”。他总是在散文写作中,或用人(作者)的眼睛视界的流动、猎人一样的脚步的游走探寻;或用各种动物的独行、结伴、相互厮杀争存,在空中、树与树之间、山谷河流之间穿行,表现出为生存为生命而永不停息的活动,划出明显的森林生活空间的路线图。万物以其互为生活存在的条件而交集抱团,形成环环相扣的领地、场景和链条,展现为一种生物生存的系统和空间状态。正如一张“原始林写字台”搭建起作家写作与森林万物之间的空间,《蘑菇课》中对一棵粗大的倒木的前生后世的因果描写,同样也会展现生物群落与群落之间的死生相续的历史空间。对于这样的“生活”,他还依靠对其性状样态的精微的描写,从色、味、性、状、声、气、象等不同的角度加以丰满和真实再现。他说:“野花色泽教我用眼睛写作,鸟儿鸣转教我用耳朵写作,蘑菇香气教我用鼻子写作。”他还说:“我是一个慢火细炖的写作者。”从这些作者本人的夫子自道中,我们会明白他之所以能够那么真切如丝般地一点点地接近、感受和扩大着森林生物生活的原生态的书写可能性,完全是由于他充满感性生活的感知和语言。而对于这森林生活的“时间维度”,胡冬林甚至提出:“我认为森林有自己的历书,我叫它森林历。森林历与农历迥然不同,农历为人类耕作农作物制定时间表,几乎尽人皆知。森林历却是山林中所有动植物生命周期的见证,与林中万物的生命循环相和相应。这不,托盘节(悬钩子果实成熟期)刚刚启幕,高山蓝莓大批成熟季节紧接着到来。雨后的森林宛如初夏的草地,各种色彩缤纷的红菇如百花绽放。”就这样,时空维度和性状样态的笔底重铸,一段段生活的感性呈现就出来了,是立体而错杂的生命痕迹与死生交替互连的生物的“历史”和生存过程。

  四、“记录”与开放式写作

  胡冬林的森林、生物的“生活创作学”方法还有很多。比如侦探式的写法,他总是带着一种猎人的嗅觉和侦探般的目光,造访一个个森林生活的生物“作案”现场,用一位评论者李振使用过的一个词汇,胡冬林总是能从中找到种种蛛丝马迹般的“迹象”,一些“证据”般的事实与头绪,然后通过合理的推理与想象,复原一段曾经发生的森林故事,李振称这是“现场记录与科学想象”相结合的奇妙的文学叙述方法。再比如,生活研究法。为了复原山猫的“生活”,他积攒采集了102例山猫的粪便进行研究,从中分析出山猫粪便中的食物成分,得出了山猫存在的价值认定:“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一只山猫能存活10年,它将消除多少森林鼠害啊!”此外,他关于星鸦秋天至少要贮存16000粒松子以备过冬,吃剩下的11000粒被埋藏在土壤中,或被其他小动物食用,或生根发芽长出小树苗,从而对森林更新繁育起到莫大的作用。他研究一棵倒木的菌丝转化,研究一头熊的森林足迹对于树籽深埋繁育森林的自然平衡的生命奇妙,许许多多,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的精神同样会成为散文叙事的有机部分,只有花了工夫得到的真相,才是与散文返璞归真的本性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再比如他的“记录”与开放式写作方式,坚持常年累月地到森林中作笔记,一篇散文要经过数年的观察积累才能写成,不断地造访山猫河谷、松鼠群落、星鸦领地、黑熊现场,似乎随着写作生涯和森林生活的不断探入,他的写作也是无止境的。“为了孤狸的微笑,那时,我将继续我的狐狸笔记。”这样没有结束的写作自白,出现在他多篇作品的结尾,表明着他独特的、永无完结的生活写作的鲜活状态,呈现了他最为本真的文学情怀与写作底色。

  于是这样的生活创作学也不能不具备一种谦逊的品格。胡冬林说他的写作就是“关于森林的记录”。他从来不用时下文学界流行的“创新”、“想象”等虚无缥缈的词儿来标榜自己,他只满足于一种“记录”。但这是怎样的一种文学本色的“记录”?这“记录”是真生活的记录,真实、准确的记录之美、笔记之美。他惜墨如金,从不写无来由的句子,从不夸饰,从来不离现场,所有的发挥和想象都坚实靠谱。这丝毫不能有损于他散文创作中的文学性,反而给文学性以富有价值的意义诠释。它不是杂记,也不是印象记,而是生活实记。他在一篇作品中写长白山的森林之雪,多处使用过一个词,叫“雪香”。这是一个在东北生活多年的人都闻所未闻的词,是他创造的新词,看似非常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我想,以他不满足于用流行的文学想象、文学创造这些廉价的说辞来标榜一样,“雪香”一语,生动、鲜活、新颖,在他却是从生活的真切感受中顿悟而来的,因此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之语,冠之以“想象力”、“创新”等反而是辱没了他的创作诗学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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