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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疤

作者:李新勇   发布时间:2014年01月04日  来源:  

  安宁河谷初冬的暖阳在我下车的一瞬,把我结结实实地拥入怀中,同时拥抱我的,还有没遮没拦、汪洋恣肆的河谷风。17年了,我第一次于冬天回故乡。不知道是我更健壮了,还是河谷两岸但凡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了经济林木的缘故,河谷风的力道好像比十几年前小了,若纤纤素指抚弄丝弦般,从冬树枝头滑过。

  安宁河谷西昌段是我的故乡。随着年岁增长,我的思乡之情也在增长。故乡于我却越来越陌生,记忆中的道路和房屋不断在改变,我所认识的那些相邻乡亲,跟爷爷年纪相仿的,走得一个不剩,父亲这一辈已步入老年,跟我年纪相仿的都人到中年。更多的比我年纪轻的,若没有家里人指引,几乎都不认识了。

  这里是我的“血地”,是我的胞衣之地。如今,我却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过客。

  从巴溪口下了车,要过渡船。过了渡船才是我老家所在的村子,中坝乡大中村三组。渡口还是那渡口,几百年来艄公换了一茬又一茬。刚下渡船,遇到刘洪禄老两口。几十年前,当我爷爷奶奶还是四类分子时,他们的阿爸阿妈也是四类分子。同样的遭遇,让我们两家从那时候就走得比较近。夫妇俩都80多岁了,身板还是那么硬朗,耳聪目明。见了我,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邀我上他们家喝茶,并拉过身边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教他喊我“阿公”。阿公就是爷爷。

  几个月前,当我们几弟兄提出要给父亲过生的时候,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刘洪禄两口子80多了,除了一个傻女,子女个个都殷富,却从来不过生——把岁数忘了,越活越年轻。父亲说,不过生,一图省事,二图吉利。他说某某过了70岁生日,没多久就走了。他说:“你不放炮,阎王爷想不起翻生死簿,你这炮仗一放,惊动了他老人家,一翻簿子,都超过好多年了,提起朱笔,大笔一挥……”跟讲故事一样,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我家兄弟四个,其中3个大学毕业,我最大。为了交我们读书的学费,父母曾连续6年没有缝过新衣服。我本该退学回来替他分担一些重担,但父母不让,大学毕业,我又到了离他8000多里的江尾海头启东市,父母的辛劳更是一点都分担不到。我是最惭愧的。古人云,亲在不远游。我不仅远游了,还在远游之地定居下来。尊重父亲不过生日的意见,我决定利用公休假回他身边陪他住几宿。我都打算好了,给父母从里到外买两套新衣服,特别要给父亲买两套红色的内衣裤。没有别的意思,惟愿他们健康长寿。

  刘洪禄表兄问我:“表弟,小舅爷的脚好没有?”他说的小舅爷就是我爹,不晓得是从哪里论起来的。

  我一下愣了,之前在电话里从来没有听父母说过,感觉非常突然。我无比惭愧,外人都晓得的事,作为长子的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我本来想装作知道,含混回答他一下,又怕搞不好露了馅儿,就老老实实说,这事之前我父亲从来没跟我提过。刘洪禄说:“你爹你妈不容易,好事拿出来跟儿女分享,坏事从来不让你们担忧。”这些年来,父母知道我离他们太远,怕我担心,干着急,家里发生好多事情,比如前几年弟弟婚姻变故、母亲的腿被别人家的狗咬伤,都是事情结束后,才从旁人那里听说的。

  回到父母身边才知道,父亲脚上的伤是春天落下的。在他砍柴火的时候,一根柴火碎末飞起来刺进他卷起裤脚的左脚外侧,当时拔掉刺,抓了点泥巴盖上去止住血,就没当回事。农村里的人,这种小伤是经常遇到的。一般都任其慢慢收口、长好。这一次例外,从春天到夏天又到秋天,挖洋葱、麦收、插秧、收稻谷,一件连着一件。老家那六七亩地,主力是最小的弟弟和弟媳妇,人手不够,父亲常亲自下田经营,年年如此。伤口被反复感染,不断扩大。到水稻收上来时,伤口不仅不见好,溃烂的地方不断扩大,感染的地方有如一个橘子,鼓胀着,里面全是脓。到这时候,我爹才觉得这是个事儿了。留在身边的两个弟弟和弟媳妇劝他上医院,从家里进城要两个小时,到了医院排队又等了三个小时,终于轮到他坐到医生面前的小凳上,那医生从检查到开完处方,总共用时不到三分钟。开了几百块钱的药,涂擦上去,不仅不见效果,反而红肿得更厉害。刘洪禄听说了,专程上我家来对我父亲说,十几里外的阿七乡一个土医生有治疗刀伤的本事,建议去找他看看。土医生用土办法,拿手术刀把化脓的伤口切开,然后用一个勺子状的工具,替父亲刮取脓液,一直刮到肉上。血肉模糊,不用麻醉。好几次把我父亲痛昏过去。先后去治疗过三次,创口只见增大,不见减小,腿部还开始产生麻木感。单听父亲简单的描述,我都心惊肉跳。

  我准备带父亲到城里的医院,他还是嫌麻烦,说活了这么一把年纪,小创小伤从来没上医院的,说出去给人笑话。我仔细查看了城里大医院给他开的药,从痔疮到疔疮,什么疮毒都能治,就是于父亲的化脓性外伤伤口不适合。好歹我曾经学过一阵中医,我分析,父亲得服解毒平血的中药和抗病毒的西药,外擦的必须是去腐生肌的药膏,要将父亲自身的造肌功能调理起来,让创口逐步缩小。我进城花了大半天工夫跑了好几家药店,买回想要的药来,内服加外擦,两天工夫就见效,红肿消退了,麻木的感觉也消失了。十几天的公休假结束,到我离开故乡的时候,创口缩小到两颗黄豆那么大了。

  活在这样的世界,可以不懂文学,不懂数理逻辑,不懂天文地理,但必须懂一点医学。不为济世,只为能从无良庸医的屠刀下侥幸逃脱。

  父亲70岁生日这天,安宁河谷的风依旧那么轻柔,风中夹杂着冬豌豆和荞麦花的香味。高原上的太阳依旧在不紧不慢的节奏中,暖烘烘地烤着高原河谷。上午父母亲一起在菜园里给一畦青菜拔草。再过十多天,这茬青菜就能上市了。我负责做饭。炖了一只自家养的鸡,炒了一盘回锅肉,还有几样从菜园子里挑回来的小菜,就算父亲的生日宴了。

  饭后我送红包给父亲,父亲把红包壳子收了,把钱还给我。他说:“你该到你的初中母校去看看。说不定再过几年,这个学校就没有了。这些钱你拿去给那个学校的娃娃买几本书。”

  第二天我就去了。母校还在那位置,但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母校了。从前呈“国”字形排列的土坯房子全都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幢两层高的楼房。因初中学生一年比一年少的缘故,乡里把乡中心小学搬过来跟初中合并,统称九年制义务学校。初一只招到8个学生,任课教师比学生还多两个。本乡其他学生都到城里或者一河之隔的其他乡镇中学就读去了。

  我打电话到曾出过我两本书的出版社,拼拼凑凑,买了近300本书,在我回到江苏启东之后寄了过去。我不晓得,当这所学校的孩子拿到这些书的时候会怎样想,他们会不会想到,30年前,我跟他们一样,就在这所学校挑灯夜读?会不会喜欢这些书?会不会嫌弃这些书放在书包里成了他的累赘?

  既然送出去,我就不管这么多了。这些孩子的父母亲,不少是我的校友,甚至是同窗。

  我想起在这所学校读书的时候,得了一本竖版繁体字的《水浒传》,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好多遍。我爹为我订了份《四川农村报》,每周有一版叫“蒲公英”的文学副刊,成了我们全班争相传看的报纸。这个版面成了我文学的导师,我的第一篇文章就刊发在这份报纸上。初三那年,老师跟校长闹矛盾,任课教师动不动就罢课,我们经常被放羊。上课时间,教室里人烟凋敝。没老师来上课,也无作业可做。我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本《七剑下天山》,没白没黑地读。有一天,被卖菜归来的父亲从教室的窗户看见了,他悄悄站在教室外面,直到下课铃声响起,才跨进人烟更加凋敝的教室,掀开那本书的封面看了一眼,不愠不火地问我:“下课了为啥不休息?”我又惊又惭愧。父亲没有多说一句话,出了教室门,把一副卖完菜的空担子掮到肩上,晃晃荡荡地走出校园。也许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向往成为一名作家,写一些作品出来,能够给阴暗无助的心灵,照进一缕阳光。

  我父母的年纪一天天变大,而我的母校苍老的速度似乎比人苍老的速度还要快。母校尚存的旧迹,是校园主干道边上那几棵细叶桉树,那是一种不断生长、不断脱皮的树,长得比从前粗壮高大,在没有多少内容的校园,显得那样高大突兀,旁若无物,有一些孤单,也有一些寂寞。这学校哪天恐怕真的说没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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