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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隐喻与中国真实 ——评刘诗伟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

作者:汤天勇   发布时间:2017年03月13日  来源:作家在线  

刘诗伟的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就题目而言颇具魅惑性。“南方”是小说主要的述写空间,纯然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划分,指小说故事发生地。“秘密”一词,依字典解释,为“不为人知的隐蔽的事情与事物”,意味着知晓者寡。作者要书写什么“秘密”?在未进入阅读之前,让人怀疑此题目有迎合读者顽固的“窥隐”之嗜好?若小说铺展的仅仅是个人化的秘密,以“南方的”来限定,则必然缺乏严谨性,不若珀西·卢伯克戏言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之书名为一时之疏忽[1],断非一个成熟作家之所为;若小说披露的是集体性的隐秘,这种“不曾形诸于文字”的障翳假借小说这一文体,作者是否要挑起读者“记忆反对遗忘的斗争”[2]。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与野史有重合的功能,即为“补正史之阙”,复现那“不为正史所彰显”的历史,便是呈现我们未曾关注或者隐藏于虚幻表象之下的真实图景。我们阅读“秘密”,既为故事本身的意蕴丰富与复杂,也为作者讲述的智慧,还为作者汇融于故事中的深知与思考。在笔者看来,《南方的秘密》之命题意义在于此。

一、跛子天才的发迹史

《南方的秘密》可谓一部主人公周大顺(顺哥)的发迹史,或者说人生传记。小说有着清晰的时空逻辑,主人公自1949年6月的一个午夜出生,到2011年一个秋天的下午徜徉往事,其间每一步前行都暗合着时代的印迹;从江汉平原到省城江城,其中穿插着长沙、北京、上海和美国的几个城市,所有故事的发生地皆与顺哥攸关。再者,顺哥是小说的绝对核心人物,是支撑着小说叙事演进的主干。其他的人物多是陪衬,在顺哥的事业与生活中扮演分工不同的角色:叶秋收是生活伴侣,是事业的知音,即使后来事业上独立,亦未能与顺哥的地位分庭抗礼;刘半文是顺哥的学生与朋友,具有“三友”之“益”,最具知识分子本色,其角色为顺哥的“跟班”或“狗腿子”;冯捷有官二代身份,投身于顺哥的麾下,鞍前马后,不辞辛劳;刁小三先是顺哥江正街的贵人,后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加之妹婿关系,唯唯诺诺;马良臣与顺哥有那么一点旧隙,虽然官位扶摇直上亦还只是个配角;柳成荫因为生意与顺哥结缘,进而发展成情人,为其生女,最终为了他的家庭和睦远走花城……这部长篇小说人物众多,关系繁复,不过这些人物无论是敌是友,始终是配角,无法抢夺顺哥的光芒,只能“望着顺哥伟岸而歪斜的背影”。

顺哥的人生跌宕起伏,富有戏剧性,也带有悲剧色彩。他自幼跛足,长大后能否传宗接代,一度让父亲陷入绝望的境地,好在他作为男性的性征完好,算是父亲不小的宽慰。小时候的顺哥因跛足自卑,忧虑如何才能和天下人一个样,“他不喜欢跟不跛的人在一起,也不喜欢跟跛孩们同路”,连做梦,都希望天下人都是跛子。现实行径和睡梦幻想充分说明了顺哥内心的卑怯,以致于同学们稍有触及到“瘸”与“跛”的话题,都能引起他强烈的反抗与攻击。真正让顺哥和他父亲扬眉吐气的是,他在学校用谐音取字的“π诗”背诵圆周率小数点之后100位数,这种天才的表现是那些只能背诵几位数的同学难及项背的。顺哥梦想成为数学家华罗庚一样的人物,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可以合并的同类项。不过,“文革”一来,顺哥的梦想幻化为泡沫,犹如展翅欲飞的雄鹰折翼而落。随后的日子,顺哥和其时中国大地上的人一样,在革命潮汐中随波逐流。但是,相对于诸多健全人,顺哥却能因为跛足多少享受一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去,当小学老师、放牛、干记工员、做赤脚医生、照禾场、看西瓜地,不必像那些手脚全乎的人们每天口朝黄土背朝天,几乎把乡村社会主义的所有优越性都用尽了,他还能从社会主义身上榨出什么油水呢?社会主义过得也不容易啊!”顺哥的反思颇具反讽意味,而彼时的他,的确享受到健全人所未享受的舒适与安逸。

顺哥从一个“数学天才”转而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起因于一次妹妹的身体“走光”。他的妹妹三美掰树枝时,衣服扣子挣开,露出了胸脯,引来一群男人围观,致使三美寻死觅活。顺哥挖树篼子、捕捉黄鼠狼挣钱,在半文的帮助下买了一架缝纫机,起初动机就是缝纫类似胸罩的兜兜为几个妹妹遮羞。之后也开始为村里女人服务。服务不是义务,一开始的交易比较原始,用鸡蛋及农产品冲抵劳务,尚无明确的生意概念,更像是情义本分或礼尚刚来。不过,当周家吃不完这些鸡蛋及农产品进而将其转化为钞票时,一种经济关系出现了。连顺哥也没有想到,缝纫胸罩促成了他事业起步,也让他在爱情上铁树开花了。

顺哥自产销胸罩起家,直至成为拥有多种经营、享誉省内外的大企业家,从无意为商,到自觉办企业,一个农民(或者说小知识分子)企业家铸造了他的辉煌。作者既然要为之“立传”,就不会将其塑造得过于偶然,而是要充分呈现其腾达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就周大顺来说,天才与无奈是他的一体两面。作为一个农民,有着农民的实诚,也有着农民的狡黠,他甚至能最大限度的利用人们对残疾的同情博取物质与精神的资源。他梦想成为正常人,即使是跛足也要领袖群伦,这显然是一个残疾人的自卑,一种希冀获得与正常人平等地位的心理;其中也透示出顺哥不甘平庸,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之愿望,渴求获取正常的生活与爱情,而非因为残疾招致的同情与怜悯,这是他寻求新生和人生出路的内驱力。

顺哥把狡黠与聪明展示得淋漓尽致,尤其擅长与人交往,无论是身边人还是政界大小人物,都能被他弄得八面来风。他从手工作坊起步,到后来若火烧云般红遍“H省”,甚至名动京城,有几个人物在其中至关重要。一是妻子叶秋收,叶秋收与顺哥上过韶山,知晓他的生理秘密,并不嫌弃他是个瘸子,而且坚定地跟着他,从地下手工作坊,到最后生意做大做强。叶秋收给予顺哥的不仅仅是爱情滋润,肉体的欢娱,更能一起创业,艰难与共,从事业的起步,直至事业的巅峰,虽然中间也有过别扭与分歧,两人终能偕同而进,相互扶持。一个是好兄弟刘半文,刘半文有经济专业素养,擅长理论指导实践,总能在他事业艰难、人生波谷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计较个人情感与利益得失;难能可贵的是,在顺哥事业坦途时,刘半文选择悄然而退,以置身一旁保持清醒。再一个是冯捷,省委书记的儿子,在“H省” 人脉资源深广,能呼风唤雨,他的加入,可谓强强联合,直接促使顺哥从单一的服装生意转向多种生意齐头并进。而在政界方面更不用说,从村(生产队)到区(镇)、到县(市)、到省、到中央,都有帮他扶他的关键人物;他甚至能把“敌人”转化为友军。当然,顺哥也非一味索取,他懂得给予:要么雪里送炭,要么锦上添花;要么是物质馈赠,要么是精神援助。这是顺哥的人和,充分体现了生意场上 “人”的因素。

顺哥的发迹,代表着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人的共性因素,他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领域的风云人物的缩影,他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更是受益者。国家政策无论是偏还是正,顺哥总能相机而动,顺势而为,将经济利益最大化,按照刘半文他们的观点就是“经济学可以批判和矫正政治”。后来顺哥矢志生态产业,是他自省反思后作出的决定,是回到人之本位的积极探索,实现了精神生态与事业生态的良性互动。

二、人种繁衍与生存之道

顺哥作为周家的男性子孙,寄托着周家繁衍后代的厚望。尤其是当顺哥的母亲先后生下四个女儿大美、二美、三美和小美,传宗接代之重任犹如押宝似的落在顺哥的身上。父亲起初的意思顺哥有些懵懂,但很小的时候他就知晓生殖器的意义非同一般,甚至“似乎也赞成大对于‘游戏’的狂热”,以致产生了“悬意识”中抹擦不去的印迹。为此,他父亲挖空心思,树立跛连长为榜样,“开始让他吃猪油粉子(乡下人坚信这是一种大补身体的营养品),教他学拳,做俯卧撑,练单腿马步,且鼓励他跟人去打斗,倒也符合了他随时准备在小狗日的们那里耀武扬威的志向。”其父亲的愿望,不在于顺哥将来是否与跛连长一般耀武沙场,而在于能够保证人种繁衍。

其实,不单顺哥的父亲特别在意是否有子嗣传承,就是他的爷爷,临终前记挂的还是子嗣繁衍问题。小说中写到,“在周家,因传宗之事世代飘摇,有一句代代相传的三字遗嘱:传下去!”“传下去”犹如悬挂在周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字字如锥地警醒着周家人。从这个层面上看,正如《礼记·昏义》所言,“婚姻者合二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对于周家人而言,不用“上事宗庙”之高,“以继后世”更为迫切。于是,顺哥的父母甚至原想通过换婚方式保障种的延续。当然,这里的种,主要指的是男性,反映了牢固于农村人心里的重男轻女意识。

传宗接代犹如套牢在顺哥头上的紧箍咒,于是,他在乡下拼命做胸罩。这种看似有意识的买卖行为,并非简单的出于发家致富的诉求,也不是为了改善生活,毕竟在那个年代这种有违“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行为不合常道,他的初衷就是改变自己,娶到媳妇。背负着祖父的嘱托与父母期待,结婚俨然成了顺哥其时最为迫切的任务。难能可贵的是,在家人商议打算以牺牲三美的幸福来换得顺哥婚姻的时候,顺哥并未选择顺从或赞许,而且态度决绝,娶妻生子对他而言固然重要,但尚未泯灭是非判断与罔顾同胞亲情。以俟顺哥与叶秋收恋情瓜熟蒂落,知晓叶秋收怀孕的消息,顺哥欣喜若狂,“几乎愣怔瞬刻,单腿跳起来欢呼:万岁!老子‘传下去’了哩!”“欢呼”是一种精神压力的释放,是对外人鄙视的回应,更有一种完成任务的如释重负。

如果仅仅将顺哥塑造成一个为传宗接代而奋斗的人物,那就降低了主人公的人格品味和魅力,与饮食男女的生活传记一般无二,是欲望的铺张与陈设。作者将传宗接代的自然性向个体生存之维做了一个提升。经过多年的生活砥砺,他也逐渐体味出祖辈相传嘱托的真实含义,“‘传下去’并不是空洞的传宗接代,而是历代先辈终生艰辛无乐而唯有寄望后人的生之念想,是他们还愿意浸泡在苦难中活着的最后一点力气。”他明白,这是先辈生存之艰难的憧憬,这是他们于生存的黑屋子中唯一的信念,寄希望于后来者“替他们”不再走苦难之路。

顺哥有个嗜好,喜欢回忆过往,或许,他正是在回忆的过程中体悟到生活的意义,也就是“传下去”的价值,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将来面临世事的艰难,预想等待他们的将是美好一生。这是一个做父亲朴素的愿望,是顺哥努力工作的现实动力。倘若顺哥仅仅为了家族兴旺、妻子安乐,顺哥还是自私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性欲望与喜好。触动顺哥深入思考“传下去”的形而上意义,从破除个人(或家族)生存之魔咒到思索社会众人有效传承,源于他在会所听了一次叶苏的讲座。叶苏的观点:一是,“地球会有死亡的一天”,“ 一旦有人理性地觉悟,必然颠覆其既有的世界观。”二是,“地球供养不起人类的欲望”,“ 人类最终的革命是开发自己:一是学会享受自己的物质体(身体),一是拓展自己的精神感受(包括协力解决地球问题)。”三是,虽然“自私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但作为个体,应该考虑如何“驯化和光大自私”。四是,“水桶的容量可以超出那根短板”,社会上诸多的“不平地”,让企业家的创业的“水桶”总是歪斜的,其中正义的多寡不足道哉,反而是“歪桶矫正了斜地”。叶苏讲座完,“顺哥忘了鼓掌,看着这个家伙弓着背走下讲台,觉得他是一个笑面虎,很残酷,他正在阴谋地摧毁顺哥家‘传下去’的世代遗嘱,分明不想让人活得有点希望和舒坦!”于是,顺哥开始思索传承的真正内涵以及他的生意的可持续性问题,他在思考他努力奋斗的终极意义,“他停下脚步,陷入了无尽的悲伤:因为永远居然存在于不能永生之中,而无限居然活在有限里!”周大顺又想到了π,π的无穷无尽让他看到希望,也就说,不做短视的事业,要做子孙永享幸福的事业,即他所名之的“π事业”。而房地产、矿产、钢铁,以及“木马计划”皆不是“π事业”,“π事业跟‘木马行动’是根本不同的:既要自身能够持续运营,也要有利于人类永续生存——至少可以延长生存。π是终极的美好!”他所谓的“π事业”也就是生物能源开发,他告诉记者,这种项目“不宜从投资、产值和税收的角度宣传,应当揭示它保障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

他为何要投资生物能源产业,很多人不解,顺哥起初的动机就是“传下去”,是担忧叶秋收的胸罩生意难以永远,“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仅自己享福也替先辈享福,是为了我所热爱的有食色有安逸的好生活‘传下去’”。这是顺哥后来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动机,发端于破解自家“传下去”的生存之咒,却上升为旨在探寻群体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道。在这里,顺哥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合理升华,其事业探索涵蕴着深沉的悲悯情怀与忧患意识。

作者在自序中说,“我们及他人要在世上做人,或者活着,艺术应该对真正的文明有益,而准确艺术的性价比总是会更好一些。”一个求真的小说家,我们相信他的襟怀开阔。

三、身体隐喻与现实真相

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诡谲、幽暗与复杂,会让很多作家手足无措,无论如何“别求新声于异邦”,似乎也未能进入事实表象背后的隐秘与内核。当然,作家也好,研究者也罢,都可以找出看似合乎情理的诸般说辞,比如不得不万马齐喑,或者商业化趋势,或者真相、真实与真理的外缘滑翔。在探究生活本质方面,《南方的秘密》的价值和意义是彰显的,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他想写这样一个故事,“让这个故事无论怎么重新定义都可以用真实的皮尺检测它的准确度。我相信抵近真相才是开放的姿态,而准确是正确和善意的前提,它的有趣的发现和诉求或可持久站立。但准确更需要发现和勇气,并不妨碍心灵的跳荡。”作者为故事找到了一个检验的标尺即“真实”,目的是要抵达真相。值得追问的是,作者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作者为何要讲述这个故事?对于小说而言,一切都是虚构,一切又都不是虚构。

回到顺哥的残疾——跛足上来。因为跛足,顺哥需面对父母对传宗接代的焦虑,需要面对世人的同情与“堪笑”,尤其是需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自卑与愤怒。但是跛足的顺哥凭着他的黠慧聪明、吃苦精神、良好的人缘关系以及处事干练,铸就了自己的商业奇迹,也顺遂了“传下去”的祖辈嘱托。表面上看,顺哥之瘸并不足为奇,因为在他的出生之地江汉平原,“那儿有出跛子的风水,跛子们像阴天里的星星在平原的大地上忽闪。”作者以跛足者为主人公,在笔者看来,也并非为励志考虑,应是隐含着更深一层的意思,或者这才是作者所要言及的“秘密”。跛足,即瘸子,就是残疾人。东西方神话中都有跛足的原型,比如大禹、钟馗、铁拐李、狄奥尼索斯、俄狄甫斯、赫菲斯托斯等,他们或后天致残,或是患疾而残,丰富了跛足这一文学意象的谱系。黑格尔认为,“人们有理由相信,在神话所揭示的东西背后还隐藏着一种较深刻的意义。”[3]同样,顺哥作为跛瘸的人物形象,他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身体是人类个体与社会、世界发生关系的介质性存在。跛足者行走的图像是一颠一跛,他的行动实际上是努力完成失衡——复衡的运动状态。这种生理意义的残疾与物理意义上的前行,背后透射的却是文化意义。文学批评家大卫·米切尔所言,“目盲或许可以理解为人性对于未来的短视;瘸腿有可能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缺陷的反映;耳聋则暗示领导人对民众的建议充耳不闻等等。”[4]对于文学来说,身体缺陷既是一种文学修辞、叙事的方式,也是作者意义生发与阐释的载体,将个体性的身体推向无限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顺哥一直跛着,这为作者叙事的背景设置带来了处理的便利,他是社会一路走来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顺哥的跛足已然具有隐喻性质,顺哥用他的生意经验与生存门道形成了他的跛足理论。当然,作者并非是否定或者诘难残疾者,而是将之放诸于社会历史中,以个案切入,窥一斑而知全豹。所以,周大顺跛足理论形成与实践的过程,实与社会历史同步,从这一社会史取景,跛足就不仅仅指向身体,甚至带有寓言性。

众所周知,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私营企业、个体户已是销声匿迹,即使偶尔有点经贸的意思,不仅只活动于地下,而且更多是采用以物换物的原始方式。集体劳作,按工分分配,成为那个时期农村主要的经济形态。或许刘诗伟并非着力于农村经济,作品反映的历史容量已经涵盖了建国后农村经济形态的转变。其初周大顺缝纫胸罩,未曾有产业化之意,应是受制于彼时的社会环境与经济体制,毕竟在农村,种田种地是农民的正道,集体耕作是当时最为基本的劳作方式。顺哥之所以能够坚持缝纫胸罩尚能“大行其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跛足。因之,他获得了基层执政者的同情、容忍与宽宥,当然,这也与顺哥做人圆融有关。对于农村的正常男人而言,一方面妒忌顺哥以相对轻松的方式获取生活资源;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其中有基层领导人的庇佑,还因胸罩有利于保护自己女人不致蒙羞。正是在这种土政策的眷顾下,顺哥的手工作坊风生水起。此时还不懂经济规律的顺哥依然懂得将自身“优势”与人缘关系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在改革开放前,顺哥“用裁缝这桩事做两项试验:一是做裁缝的跛子究竟能不能得到他喜欢的女人?二是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机会让跛子的裁缝业务做大?”结果,他获得了他喜欢的女人,但是,其缝纫事业多是出于基层干部的怜悯(或以此体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优越性),而非国家政策的导向,业务虽然有所扩大,影响力与经济效益毕竟有限。顺哥也常常疑惑不解,“为什么一个跛子反倒比所有全乎人过得滋润?为什么我过得滋润不但自己不能公开滋润,而且别人除了同情实际上瞧不起我?” 他的疑惑,是从社会道德层面解释了裁缝事业之所以能够存在,但又不能壮大的原因。他所走的道路在当时人看来是“偏道”,而非正道,是农村集体经济范畴下的“变态”而非“常态”。所以,村里的人只是停留在妒忌与容忍层面,而没有效仿,在他们眼里,顺哥都与“女人”无异了。对于顺哥而言,爱情之花艳丽绽放,家里物质生活明显高于同村人,但不能张扬,得隐藏着,这种悖论的生活处境统一在顺哥身上,当时的他不明白,读者诸君自是洞若观火。在毛主席逝世后,周大顺“开始想到现实而具体的问题:没有毛主席,社会主义会怎样?中国还能允许跛子踏踩资本主义的缝纫机吗?他似乎感到有一种天塌地陷的可能,不由真实地害怕起来。”如何在歧路,应是彼时中国不少人的真实担忧。顺哥之忧惧,传达出这般信息:他的恐惧是将领导人的存在与人生道路联系起来,这种感觉很真实,毛主席即为社会主义,毛主席逝世,社会主义道路能否继续走下去让人担忧,毕竟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在顺哥尚不能规模经营之时,他的生意之弦已经搭在政治之上。

待顺哥的缝纫事业从地下转到地上,并最终从单一生意样式转向多项经营时,他与妻子叶秋收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对峙。叶秋收奉行的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所有的经济行为依靠市场来定夺与完成,为此,她不图虚名,也不愿与政治发生任何关联。她的坚定追随者是刘半文,一个周大顺看来高谈市场经济理论的“半吊子”,与社会实际脱节。顺哥奉行的,可以理解成“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挂钩,以政治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利润的多少受制于政治的惠顾。其时,顺哥并不反对市场,“顺哥其实跟市场经济也无冤无仇,他甚至为秋收在市场上释放的巨大能量而惊异,感激秋收光大了他开创的胸罩事业——似乎祖国的悬崖上不仅可以长草,还真能开花呢!只是作为丈夫,做老婆的老是在性上斗气,简直他妈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至于半文这个半吊子,他的那些市场主义高论听起来也不无道理,甚至让人心头格登格登的,但世如磐石清风虚浮,体制风化非一朝之功,市场经济跟从前的共产主义一样飘渺。”承认市场经济,而又怀疑其昌兴的可能性,基于他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运行真实状况的清晰认识,也是作者着力点之一。顺哥的生意奇迹,除了前面所说的因素外,还在于他很好地利用了政治资源为自己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小到村支书,大到省委冯书记、中国残联洪主席。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商勾结。只有冯书记的儿子冯捷的加盟,让顺哥所获得的各类资源远非以前小打小闹所能比拟。当然,他在经济与政治的博弈中,也曾用经济弥补政治需要,也曾被执政者算计,从整体来看,始终处于政治的保护之下。顺哥与叶秋收,一计划,一市场,看似平行线似的不相交际,颇有意味的是,顺哥利用政治优势为叶秋收排解了一次当前“市场”无法解决的经济纠纷。作者这一叙述,不是为了简单地肯定与否定,他是要告诉读者一个事实,经济关系不能脱离于政治独立存在。谁是正道?依据国家政策导向,叶秋收走的是正道,可是在现实中,顺哥信奉政治经济学如鱼得水。这是为何,顺哥以为世上“跛事太多、跛因复杂、跛行诡异”。这是顺哥几十年摸爬滚打的经验总结,更是我们的生活现实。这不正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吊诡之所在么?

顺哥显然是中国庞大人群中的一个“这一个”,他的故事好像每时每刻发生于我们周围。可是,刘诗伟说这是一个“别人不知详情而我又为之惊奇不已的当代故事”,又是为何?作者揪心 “虽然它在我们时代的中心,却正在被曲解或低估。”在当下普众意识碎裂的背景下,源于我们的忽视,源于我们的迷茫,源于我们的沉默,也源于我们的个人取向,真相之上灰烬覆盖,这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一种中国的真实。张贤亮说过:“对中国社会改革的关心,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人文关怀”。[5] 刘诗伟是在做着当代中国的叙事,需要擎起的是勇敢和担当,展现知识分子本色。正如他所言,“我宁愿为了准确的趣味而承当麻烦。”读《南方的秘密》这部小说,虽然我们感受的是平静幽默的调子,但它确实“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的海洋的一把斧子”(卡夫卡语)。

注释:

[1]珀西·卢伯克等:《小说美学经典三种》,方士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0页。

[3]黑格尔:《美学》( 第二卷) ,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页。

[4]陈彦旭:《隐喻、性别与种族》,《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6期。

[5]张贤亮:《小说中国》,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封面。

(汤天勇,湖北省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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